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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探索与实践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孕育出来的新型司法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司法领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借鉴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积极探寻和整合本土资源,并结合我国已有的刑事司法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本土资源;制度构建;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188―03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提倡,刑事和解逐步成为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近年来,刑事和解亦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切关注和司法界的探索及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影响。但刑事和解作为新型司法制度,不仅在理论方面有诸多争议,而且在实践中面临着系列难题,亟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的可行性考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存在于具体司法过程中的纠纷解决方式” [1],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崭新思路。但这并非简单移植国外的法治成果,而是要积极探寻本土资源,为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创造条件和提供依据。
1.文化观念的契合。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质。“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和合性。[2]”中华法系引礼入法、以礼统法,其密不可分的“体”、“用”关系及“无讼”,不仅是官僚们的价值取向,也在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是由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所致[3]。这要求不轻易就纠纷进行审判并颁布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而须就纠纷进行调解。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劝诉”与“息诉”,传统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得这种“和合”、“无诉”观念深入人心,其表征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4],诉讼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主张“讼不可妄兴”,极力倡导“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恰好与刑事和解的“关系恢复”理念相契合。“由于法律与其他同样表现社会群体意志的文明现象具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现象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必要的和谐。”[5]这就为刑事和解扫清了价值观念上的障碍,成为刑事和解制度顺畅运行的重要条件。
2.刑事政策的支持。刑事政策是由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组成的“国家-社会”整体运用组织化的合法权力,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的目的,同犯罪作斗争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行动的总称[6]。“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7]。从刑事政策发展源流看,它随着人类对犯罪的深入理解及经济社会发展等,不断由野蛮到文明、由咨意到理性、由严厉到轻缓,由对抗到对话。我国历来坚持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民主革命战争年代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敌对斗争的政治策略演变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并逐渐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表述所取代[8]。。但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传统重刑主义价值观有了多元化的取向,刑事政策则相应地从以“严打”为常态的重刑政策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转化,走向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这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刑事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3.现行法律规定的参照依据。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制度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但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为刑事和解提供了相关的制度基础。《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刑事诉讼法》第124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悔过、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构成微罪不起诉处理的替代措施,也是刑事和解中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将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处罚的规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刑事和解的积极内容和成分,蕴涵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在刑事执行上,2003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社区对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负责执行,充分调动社区力量参与刑事司法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这为司法机关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4.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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