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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开示程序内容要求与模式选择 　　摘要：证据开示程序的设置必须以促进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为目标，其内容应包括开示主体的双方性、开示内容的全面性、开示案件的选择性、开示方式的便捷性等方面。出于这些内容要求，结合刑事司法实践，我国当前证据开示模式应选择侧重于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模式。 　　关键词：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证据开示；平等对抗 　　 　　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的制度。通常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产物，源于16世纪英国的衡平法司法实践，经长期发展而形成。证据开示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将各自所掌握的证据向对方出示，这有利于控辩双方全面了解案件证据与事实，从而加快庭审进程，保证案件质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据此，证据开示制度目前已成为国际通行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不仅崇尚对抗制的英美法系国家，就是大陆法系的法德意日等国家，也都确立了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辩护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有关案件材料，但没有规定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必须向辩方展示拟在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证据，更没有规定辩方必须向控方出示拟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因而我国只有证据开示的要素，尚没有确立典型意义的证据开示制度。鉴于此，为顺应国际潮流，遵循诉讼规律，学界一度呼吁我国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特别是新律师法生效实施后，律师已具备完全意义的阅卷权，控方证据开示的义务加大，出于平等对抗原则，辩护律师也应将自己掌握的有关证据向控方展示。在此背景下，我国设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已势在必行。如何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构建切实可行的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证据开示的基本要求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有关证据开示模式的尝试，对证据开示的设置进行了探索。 　　 　　一、证据开示程序的内容要求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设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作为一项改革，应以公正与效率为价值追求。而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实现又离不开证据开示的真实发现及有效对抗功能，离不开其对证据梳理及事实确定的作用。在进行证据开示程序设计时，必须以这些基本面为导向，安排证据开示程序的内容与结构。 　　(一)证据开示的开示人和参与人。为了发现案件真实和体现控辩双方的平等，证据开示的主体应为控诉方和辩护方，双方都应该开示证据，都负有开示的义务，这是对开示者的基本要求。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没有举证的义务，当然没有向控方或者辩方开示证据的义务，因此不是证据开示的主体。但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在审判阶段，案件处于法院的主导之下，并且证据开示的法律后果，也需要通过法庭审理及法院判决体现出来，与此地位相适应，法官应成为审判阶段证据开示的参与人，而且应该是证据开示的主持者。至于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被害人能否作为证据开示的主体或者参与人，有人认为被害人一方应为控诉方的证据开示主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和公诉人一起，共同进行证据开示，这样有助于解决民事责任的问题，也有助于查清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但笔者认为，被害人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或参与人，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一方既不能调查收集证据，也没有证明犯罪的责任，既没有独立的控诉权利，也没有独立的变更或撤销控诉的权利。被害人一方对刑事诉讼的进行没有多少推动作用，其地位不能与控、辩、审三方相提并论。另外，被害人一方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主要是赔偿问题，而不是案件事实问题，这进一步表明若被害人一方参与证据开示，对发现案件真实的作用不大，因此被害人一方没有必要成为证据开示的参与者。 　　(二)证据开示的证据范围。对于开示证据的范围，当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控方负有全面的证据收集义务，应全面开示证据，辩方负有一定范围的证据收集义务，可有选择地开示证据，控辩双方在开示范围上具有非对等性，这种通行做法为我国多数学者所主张，笔者对此表示赞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刑事司法人员必须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负有全面的取证义务。与此义务相应，其开示证据的范围应为案件的全部证据，包括有罪、罪重证据，及无罪、罪轻的证据，使辩方全面知悉，找准辩护方向，提高辩护的针对性。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依照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辩护人的取证义务仅限于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罪、无罪的证据。与此义务相应，辩方可有选择地开示证据，只开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的证据，不能要求辩方开示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否则，便扩大了辩方的开示责任，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之嫌。对诉讼中某些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