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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三位一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列宁晚年，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约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和制度创新，形成了依靠执政党党内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法律监督“三位一体”的权力制约思想。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和制度设计，对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规范党和国家的权力运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列宁;权力制约思想;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35-05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梦的科学体系研究”（2014ZD01）。 　　 作者简介：梁丹丹（1987-），女，山东临沂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主建设滞后、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等问题比较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制约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依靠执政党党内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法律监督“三位一体”的权力制约思想。列宁关于权力制约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对现阶段我们党更好地建立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苏维埃政权初期权力高度集中及其后果 　　权力具有强制性、扩张性、腐蚀性和排他性等特点，当权力得不到约束而被无限使用甚至滥用时，就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俄国本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传统非常久远和浓厚的国家，虽然1861年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铲除封建主义，沙皇封建专制的根基依然十分牢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十分缓慢，民主机制发育不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的严酷现实，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采用战时共产主义这种非常措施来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在战时情况下，实行保证统一行动和统一意志的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内政策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开始活跃，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权力结构形式却没有改变，其与社会现实要求发生诸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企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机关。在俄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部门，集中于国家权力机关。在社会经济联系上，各企业、部门之间有关经济利益方面的联系，须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协调、分配。比如，国家机关可以根据需要无条件调拨集体单位、有关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财产、原材料、产品等。在地位上，企业基本是国家机关、行政部门的附属品，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产量、销售等由国家机关统一管理。在运转上，企业受到国家机关的保护，企业间基本不存在竞争，无需担心生存风险。企业从立项审批到建成投产或是倒闭、合并、转让等，也由国家机关或政府负责并统一安排。在管理上，国家机关对企业有着严格的计划，主要实行统购包销制度，国家统收统支，各种物质资料大都由经营主管部门包办。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自我积累和发展，使原本就经营不善的企业对国家机关产生依赖。另外，在俄国生产力落后的前提下，为保证人人能就业，国家机关还统包劳动计划和就业，统一编制人事计划，下达招工指标。并统一企业工资额度，甚至把晋级面和增长额度也纳入计划，因此，企业内部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铁工资”“铁饭碗”等现象。 　　第二，国家机关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领导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国家机关。斯大林曾明确指出：苏联实行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和“党的垄断”，不允许其他政党和组织分掌权力。[2]苏联国家机关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内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手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3] 　　第三，执政党的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制，地方的权力归同级党委，全国的权力归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而真正的权力部门是形同虚设的。伴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愈演愈烈，斯大林明确提出：“最高机关是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决定一切”，而“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4]实际上，政治局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 　　第四，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权力最终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列宁逝世前，斯大林就拥有很大的权力，斯大林除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外，还要负责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