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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史研究外向视野 　　(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10) 　　区域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已经风光多时。二十多年来，起先研究在江南、华南展开，后来华北、西北的专家接踵而上；时至今日，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专家”，在地方发现历史，把各自区域描述得活灵活现而富有魅力。毫无疑问，区域经济史研究已经完全颠覆了以往那种由天下一统、文化一体观念所造成的居高临下的“只见国家，不见地方”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模式；不少高手频繁出入于区域内外，打通区域界线，引入国外参照体系，从整体的、全国的乃至世界的视野考察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宏观上发现中国区域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以及在国外相关经验参照下突显出来的特殊性。当然，在研究队伍不见减少、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的大好形势下，区域经济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制约着这一研究更上一层楼，也与新老专家共同致力打造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范式、理论等等理想境界还有距离。 　　 　　一 　　 　　区域经济史研究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学科体系与理论，保持持久活力，与时俱进。时贤认为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都应予借鉴吸收，笔者深表赞同。区域经济史研究抛弃传统的居高临下的陈旧套路，代之以多元的眼光向下、面向区域的新思维，无疑是学术研究的进步。不过依笔者浅见，面向区域并不排斥眼光向上或向外，不去考虑国家或考察整体。区域经济史研究落脚点是区域，研究对象是经济，目的是发现历史时期区域内经济发展脉络、特点，总结规律，但最终目的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例如大区域、跨区域、国家以至国际)中的地位，因而区域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内部的深入研究、精雕细琢，同时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域内部的作用与影响。在这点上说，外向视野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区域研究不能演绎成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经济研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外向视野对一些特殊区域的经济史研究尤为重要。以笔者近年接触较多的华南(两广、闽台地区)海外贸易为例，它既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史研究专题，同时更是一个远远超出区域体系、外延广阔而内涵复杂的课题，涉及国内乃至国际许多重大问题。 　　海外贸易是华南经济结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或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位置，久远的海洋活动传统与多样的海洋经济部门，历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设官置吏管理贸易，由贸易而来的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以及千百年来先民的海洋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陆地与海洋的文化遗产，给现代学者提供极其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发挥余地。从华南贸易研究可以延伸出从传统到现代、从腹地到港口、从中央到地方、从华南到内地、从中国到世界、从内陆交通到海上丝路、从内地人口迁移到海外华侨、从佛教东传到中国高僧西行求法、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以及海外贸易与海洋文明等等大问题，而且都具有超出区域、全国性或国际性乃至世界性意义。研究者只要进入这块天地，很容易找到课题。问题是以何种取向和何种思维找到合适的切人口，在对华南贸易有了通透了解之后延伸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正如中外关系史专家蔡鸿生在谈到广州口岸史研究时所说，从历史上看，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几乎同时登上广外旧岸；口岸史的研究，应当是经济史与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所以，外向视野非常重要。没有外向思维，就很容易把研究局促于区域或专题小范围之内，视野得不到舒展，观念得不到升华，结构缺乏张力，要作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超出区域意义的相关课题，难度肯定很大，更遑论超越区域、或从区域外部观察区域内部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具有超出区域意义的课题被做成区域课题，不能说是糟蹋，但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学术界对华南贸易研究成功的例子已经不少。中国台湾学者曹永和、陈国栋等通过对明清时期台湾、广州、福建等地区海外贸易的研究，探讨明清海洋政策与朝贡体系、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早期开发、日本与中国及东南亚贸易、行商与广州贸易等重要课题，对推动各相关区域经济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起了很大作用。1983年以来，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每隔两年举办一届海洋史学术研讨会，为国内和国际同行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与研究平台。目前已经出版九部专题论文集，体现了区域海洋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明清经济史专家杨国桢近年大力推动沿海各区域海洋经济与社会人文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探究中国海洋区域与陆地区域、中国海洋区域与海外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整合各涉海的专门史分支，打通历史学与其他海洋分支学科的连接，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形成海洋史学，重新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