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和作用机制.docVIP

区域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和作用机制 　　摘 要：政策因素一直是企业迁移研究里非常重要但同时又颇具争议的一项因素。本文以珠三角转移和河源的手机企业为例，通过其数据分析和访谈表明，广东省政府和迁移承接地政府的政策主要起了在最开始直接推动企业迁移发生的契机作用。虽然在最开始推动了企业的迁移，但其在承接地形成的产业基础过于薄弱，本地产业链不完善，难以推动持续发展。因而政府政策更应该着力于承接地与转出地之间的产业链以及转出地本地的产业链的培育和完善，构建多层次的产业网络。 　　关键词：政策因素；企业迁移；契机；产业链 　　政策因素一直是企业迁移研究里非常重要但同时又颇具争议的一项因素。早在1928年，英国陆续以实行法规、提供补贴和贷款等区域政策来鼓励劳动力和企业迁移。[1.2]到50 年代企业迁移兴起后，很多国家为促进迁移，提供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当时，企业迁移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通过区域政策手段影响企业迁移的可能性成为研究的核心领域。[3.4.5]但不同学者对政策效果的评估不同。Keeble（ 1976） 认为区域政策是影响英国1966―1977年区际产业迁移的主要原因。而Cameron和Clark（1966） 却认为政府期望的区域政策结果与企业迁移结果相互矛盾。[6]Pellenbarg（2000）以1995―1996年荷兰企业迁移的研究，认为企业内部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因素，政府政策对迁移倾向的影响几乎没有。[7]90年代后，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已经不再坚持区域政策对企业迁移的确定性影响，区域政策的研究开始走向以能力建设和创新为核心新式产业政策研究。[8] 　　中国企业迁移研究还在发展初期，当前研究都基本确认政策因素的重要性。杨菊萍（2011）通过对2000～ 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分析认为政策因素是中国企业迁移最重要的因素，且近年来重要性逐渐增强，超越了战略与经济动因。但该文以及其他文章也指出，政策因素在被动型企业迁移中作用更明显，而扩张性主动迁移则更多以企业内外部经济因素分析为多。[9]与国外的初期发展一样，政策因素面临效果评估的问题，这决定了政府到底是否该实行政策，又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国外研究已比较完善。但国内才刚起步，特别是微观角度的分析研究还较少。 　　当前，中国的企业迁移还在发展热潮中，国家以及各省市级政府也还在积极出台各类政策。因而非常有必要对政府政策作用做一个微观分析，为企业迁移的政策研究和制定作参考。广东省是早期国内政府政策作用下进行企业迁移的典型代表，本文就以广东省手机企业的迁移为例，从微观角度对比其迁移中政策因素和其他因素，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1 研究背景 　　90年代，广东省企业迁移就开始发展。早期是珠三角企业为扩大发展而自发向省内临近地区迁移，政府只是进行对口帮扶和支援。但21世纪以来，政府干预越来越突出，以“腾笼换鸟”为指导，先后出台政策促进珠三角企业向四周欠发达地区迁移。 　　其中，手机企业迁移发生于珠三角和河源之间。作为粤北欠发达地区的河源凭借相对优良的区位条件，以产业转移园作为载体积极承接。2006年，广东省信息产业厅授予河源市 “广东省手机生产基地”称号；2007年，“国家通讯终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河源市动工建设。 　　2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以往对企业迁移机制的研究多采用新古典理论和行为理论下的“推拉力”模型以及企业决策模型。[10]其影响因素可概括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了土地、劳动力、水电等生产成本要素，交通、市场、产业等区域环境要素以及政府政策、法规等制度要素；[11.6]内部因素主要是出于企业自身受创新和规模经济驱动而产生的企业增长需求，寻求扩张，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部门、规模、企业生命周期、先前的迁移行为等因素的分析。[7]其中，中小企业和被动性迁移企业更明显地受外部因素作用较大，但大企业和扩张性迁移企业则更注重内部因素。[9] 　　本文以珠三角转移至河源的手机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从珠三角转移至河源的手机企业数据，再结合对转移至河源的代表性手机企业西可和特灵通的访谈以及相关政府资料，对比分析政策因素和其他因素在企业迁移中的作用，评估效果。 　　3 实证分析 　　3.1 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作用机制 　　3.1.1 生产成本要素对企业迁移的作用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南接珠三角，北连内陆。其境内有惠河（惠州-河源）、河梅（河源-梅州）和粤赣（河源-江西）高速公路，后又修建了广河（广州-河源）、昆汕（昆明-汕头）、大广（大连- 广州）、汕湛（汕头-湛江）、粤湘（广东-湖南）等高速公路，市区距广州、深圳、香港只有2小时左右车程。 　　根据2008年《河源市与珠三角地区投资成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