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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国家能力成长基于中国和印度经验 　　摘 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一直被视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完成工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反全球化潮流以及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决定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技术进步不再简单地取决于以往粗放型的资本投入，而是更多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结合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经验，通过技术进步的四个阶段的要素提升转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成长对于基础性创新向次级创新升级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也为经济转型国家制定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 技术进步；能力成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72-08 　　一、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增长与衰退相间的波折，其重心也渐渐呈现出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新趋势[1]。尤其是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市场需求减弱，全球经济增长由此告别了依靠同步工业化实现结构性加速的高增长时代，逐步转入结构性失速当中，这标志着过去那种以出口为导向、基于低端要素加入产业链的第一轮全球化发展红利面临消失的转折点[2]。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也在改变传统上对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认知，普遍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在市场化、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成熟度等方面的提高，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能力。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印度两国近三十年来一直是经济增速最高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在随着经济全球化模式的终结，两国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了增长乏力的困局，特别是中国在2015年6.9%的增长率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后危机时代，中印两国必须尽快重新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3]。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和发展基础上的，而以知识、组织和制度为构成要素的国家能力发展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无疑成为关键性变量。如何看待中印经济当前的新变化？与一般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本文更愿意从技术进步和国家能力的视角来探讨中印经济当前的问题和出路。为了深入探究能力成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本文将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构成分析为切入点，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由FDI（外国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能力变化为对象，力图诠释这样一个主题，即在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完成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必须放弃以往简单依托资本和资源投入获得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进而转向基于自主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和国家能力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来源与特征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4]。然而，由于这一命题建立的基础都是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因此，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新命题而言，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购买专利、外商投资、进出口产品等途径获得技术进步，并由此产生直接技术转移、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第二，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收敛问题。对此，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除了水平效应，并不能为其带来增长效应，也不能保证其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和向发达经济体收敛[5]。不过，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技术的准公共品性质和技术扩散将使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学习和模仿获得后发优势。第三，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言，需要更多关注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要素结构的改变。因此，尽管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经验研究支持政策干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但是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视角来考察政策的开放度和自由度。 　　按照传统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某个产业的发展尽管目前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只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加以保护和引导，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就将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处于经济赶超阶段的国家而言，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在过去人为地扶持了很多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6]。然而，由于中印两国缺乏对先进技术水平进行模仿和吸收的能力，无法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很难从知识转移中获得技术进步，更没有从对外贸易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最终难以转换为动态比较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有效的技术能力对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从事国际贸易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这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转型经济体在发展进程中能力、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技术学习到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