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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中国管理研究一些哲学层面思考 　　摘要：这篇评论从哲学层面讨论一些关于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的问题。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哲学派系可以对情境化进行不同的解释；其次，根据迪昂－奎因(Duhem―Quine)论题，实证普适性的重复检验是一种适合在中国情境下测试西方理论的方法；第三，由于难以确定性地推翻已有的管理理论，试图创造新的理论来解释独特的中国管理现象，可能导致理论的过度繁衍，并延续薄弱甚至虚假的理论；最后，文章建议用实证规律式的研究作为理论应用和理论创新以外的另一选择。 　　关键词：情境化；迪昂－奎因(Duhem―Quine)论题；重复检验；实证规律；理论的过度繁衍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013-06 　　 　　一、引言 　　 　　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情境化问题。不管我们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应用现有的理论，它们实际上都脱胎于西方的情境。Tsui区分出处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理论应用与理论创新。前者提倡将现有的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境，目的是要检验及完善这些理论。后者是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建构方法，试图以新的理论解释中国管理中的独特现象。 　　Barney和Zhang的论文及whetten的论文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们的核心论点集中于上面所提的理论应用(对应Barney和Zhang关于“中国管理理论”与whetten的“情境嵌入理论”)与理论创新(对应Barney和zhang关于“管理的中国理论”与whetten的“情境效应理论”)：Barney和Zhang认为中国管理研究正徘徊于这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这两篇论文共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与实用建议。但我希望另辟蹊径，从哲学层面参与讨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抛砖引玉。 　　 　　二、情境化的另一种解释 　　 　　(一)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研究真的是个议题吗? 　　Tsui把情境化定义为：“在对现象进行描述、理解以及理论化时，把所在的情境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对于情境化的需要是广被接受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但不同的哲学观点对情境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我所读过的所有关于情境化管理研究的讨论，例如Barney和Zhang、Meyer、Rousseau和Friedt、Tsui与Whetten，似乎都采用了一个含蓄的本体论假设：有一种客观的现实，独立存在于研究人员之外。情境化中国管理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西方管理理论是否能够充分地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换句话说，这些理论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现象的本质。这种观点与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一致，其核心在于“真实的命题与现实‘相符合’”。或者，用日常用语来表达这一论点：只有按着世界本来的面目去描述的时候，这种说法才是真实的。科学研究的目标是产生真实的或大致真实的知识，提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般性、定律或者理论。 　　人们会自然地接受这一粗略实在主义(realism)的本体论假设，但它只是管理学者们所认同的几个哲学流派中的一支。例如，一个适度增强版本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会认为“独立现实的理念是一个不切题，甚至不一致的抽象概念”。当这种本体论假设支配着实证研究时，就会产生如下认识论的观点：“我们学术期刊上的实证数据并不客观表述外在现实，而是主观地反映研究人员的理论视野、价值与智慧信仰”。在废弃了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现实基础后，社会建构主义者会认为西方理论能否准确地反映中国管理现象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议题。 　　社会建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实证观察起着构造故事情节的启发作用，其所产生的理论在本质上也是虚构的。首先，实证资料反映着收集数据时的情境，当这些资料被视为说故事的启发材料时，数据收集和情境化就成为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好的说故事者可能根本不需要外部的启发材料。其次，当理论等同于小说时，表示研究人员应该采用理论创新的方法。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红楼梦》分别是西方与中国爱情故事的典范。它们都高度地嵌入于各自的文化。根据这一哲学流派，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用中国方式写中国小说。 　　此外，Astley认为管理学知识本身(包括理论)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这一论点，只要华人社会满意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他们不必担忧这些理论是否会被其他社会接受或者应用，而其他社会有他们自己社会建构的理论。只要每一个社会都满意自己的理论，那么是否需要情境化就不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批判实在论者(critical realist)，我的目的不是宣传实证研究和理论发展没有意义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我只是想向大家表明：情境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