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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流域官式建筑叙事语义特征分析 　　摘要：罗定学宫代表南江流域官式建筑叙事的成就，其叙事策略上既保留了通常官式建筑的特征，又适应南江流域特殊的文化语境，对其叙事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南江流域官式建筑所表征的正统思想文化内涵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关键词：官式建筑；叙事策略；语义；正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TU-8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3-0076-06 　　序言 　　建筑叙事学（ArchitecturalNarratology/ArchitecturalNarratives）借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范式，“重新审视建筑内在的要素属性、空间结构、语义秩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策略，即将建筑学转译为另一种可能性的语言体系，进而来有效地建构建筑的社会文化意义。”[1]1建筑叙事学视建筑为叙事行为，建筑物为叙事文本，一方面不仅重视建筑本体如空间结构的关联性、建筑设计师的建筑思想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研究建筑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包括文化意义、社会功能意义等内容。这一理论将建筑叙事看作是动态的过程，将叙述者（建筑设计师）、叙事的文本（建筑物）、审美价值等纳入一个完整的叙事理论体系。对经典叙事学理论而言，建筑叙事学冲破了其文学文本研究传统的局限，使之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其理论的有效性得到更多的检验，同时为叙事学的理论范式向其他领域延伸提供了可能；对于建筑研究而言，建筑叙事学将建筑行为的各部分统携起来，打通建筑设计学、建筑结构系统、建筑美学等建筑学分支学科的界限，为建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视角。 　　古代官式建筑是统治阶级借以进行等级区分、宣扬统治思想等的物质外化，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是整个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江流域是岭南地区较早得到开发的区域之一，南朝时已设置多个郡县，代表统治阶级权威的官式建筑也随之来到南江流域，各级署衙、学宫、坛庙等建筑均先后出现（可参见各时代的罗定、郁南、云浮地方志）。不过，时代的变迁使得其中的大部分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官式建筑数量不算很多，主要有罗定学宫、罗境东山祖庙、连滩张公庙和天池庵、建城天后宫和药王庙等，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等级最高的当属罗定学宫（孔庙、文庙）。不管是就规模、完好程度和规格而言，还是从各建筑供奉级别（学宫的孔子明显比东山祖庙的北帝、张公庙的张元勋、天后宫的妈祖、药王庙的孙思邈等要高）来说，罗定学宫无疑最能代表南江流域官式建筑叙事。同时作为岭南官式建筑叙事格局中的重要成员，罗定学宫不仅是国家意志的物化形式，而且承载了岭南文化特别是南江文化的厚重历史。因此对其建筑叙事要素进行语义分析，能够揭示出南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官式建筑叙事所蕴含的国家意志，亦可探究这些建筑叙事中的岭南文化特别南江文化的深刻内涵。 　　一、基本情况 　　罗定学宫是西江、南江流域现存的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保护建筑物最多的清代学宫，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清代罗定州志及民国罗定志载，南江流域最早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建孔子庙，初时位于泷州开阳乡，后历经数次迁徙，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始迁至今址（罗定市罗城镇北关里），为罗定州学宫。经康熙至光绪年间（1662-1877年）多次扩建，形成占地8300多平方米的规模，主要单体建筑有大成殿、崇圣祠、奎星楼、戟门（今称大成门）、名宦祠、乡贤祠、棂星门等，基本建制一如民国《罗定志卷二?学宫》所载，[2]245-246基本平面布局与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所载图4-1-5《文庙通行规则》[3]156大体相同，亦有所变化。罗定学宫在清代一直是州学所在，在南江流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是古代南江流域最重要的官方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南江流域最重要的祭孔场所。 　　二、基本叙事策略及语义特征 　　（一）国家意志的表征，固有叙事策略的坚守 　　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官式建筑的叙事主体――国家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建筑叙事法则（如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等，有的朝代未颁布类似的法则，但通常都是沿用前朝定例，也是有法则的），各朝各代的君主都会颁行对于官式建筑等级、形制的诏令，用于规范官式建筑叙事行为。所有官式建筑的叙事行为必须在国家建筑叙事法则的规范之下展开，并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语法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体现国家意志。学宫（文庙、孔庙）作为推行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正统文化的建筑叙事，与其他官式建筑一样，无不表征着国家意志，罗定学宫自然也不例外，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语法等方面体现着国家意志。 　　1叙事主题――建筑功能 　　各朝各代的统治者虽然对于学宫建筑叙事的主题有着不尽相同的语言表述，但基本主题似乎亘古不变，明太祖的一句话比较具有代表性：“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