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税收政策演变思考.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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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税收政策演变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税收政策演变思考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随着当时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多次调整,主要经历了初期国地分税、中期推行县自治税、抗战时期国家与县两级分税、抗战胜利后国家及省县三级分税四个阶段,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经济调节作用,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目标。总结这一时期税收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对正在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税收政策;分税制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125-03      税收不仅是一个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运用税收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在我国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南京国民政府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税收政策,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目标。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税收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于1927年6月召开了东南六省财政会议,议定了财政部提出的《划分国家地方收支案》,将税种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之所以要实行这样一种分税的税收政策,按照蒋介石的演讲辞,是基于两方面原因考虑的:一是统一财权,以便维持中央威信;二是筹集军费,以期取得北伐胜利。但是由于当时中央所辖区域有限,战事进展迅速,该方案根本无从实施,因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1928年6月,国民军攻克北平,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统一财政案》,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如废两改元、统一预算、裁厘改统、关税自主等,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税收政策方面,推行的是1927年东南六省财政会议确立的中央和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税制原则。这一政策的实施,主观上是奉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纲领,正如宋子文在会议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重,乃总理手定政纲,吾党奉为圭臬。兹所谓统一财政者,乃统一中央之财政。故中央财政应取中央集权主义,非并地方财政而统一于中央也。”也就是说,统一财政乃是实行统一的财政制度,并非统一于中央。客观原因则在于北伐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经济上的诸侯割据现象仍然存在,中央政府不得不适当分权以承认地方的既得利益。   经过这次国地分税,国家与地方形成了各自的主体税种。国家税收以盐税、关税、统税为主体,地方税收以田赋、契税和营业税为主体。地方税又分为三级,即省及特别市税、县及普通市税和镇乡税。其中省税包括土地税、渔业税、省特别估税;县税有屠宰税、契税、县特别估税,市税有房捐税、营业税、普通商业注册税、车捐、船捐、码头捐、市特别估税、市公用事业特许权税、土地增价税;镇乡税有房捐、车捐、镇乡特别估税。地方税的划分本来很周详,但由于遭到与会地方代表的反对,会议最后决议由各省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缘各省县富力不同,情况迥异,由各省财政厅审度省财政、县财政现状于此限度内公平支配,拟定办法,呈报财政部备案。”事实上,各省政府为了集中财力,地方三级分税制只实行到省级,没有落实到县(市)、镇(乡)两级。   1928年实行的税收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田赋、契税、营业税划归地方,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收入,对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另外,从税制建设来看,用独立税制取代原来北洋政府时期实行的附加税制,有利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税制。当然,这项税收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没有解决省以下政府的税收划分问题。正如当时的赋税司长贾士毅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兴都于南京之初,首将各省田赋划归地方所有,不属于中央收入,中央之重视地方可于此觇之也。惟地方有省、县两级,省之权大于县,支配财政往往厚于省而薄于县。省得最大数额,县得最小数额,以致田赋虽划归地方,而县之自治经费仍缺如也。”正是因为独立税制实行不彻底,县一级财力不足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方自治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国民政府《财政年鉴》对这次税收政策的效果,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地方财政之规模,因以具备”;一方面指出“此所谓地方财政,系以省级为主体,县则附庸于省,殊无独立地位可言”。后者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二阶段的税收政策调整埋下了伏笔。      二、南京国民政府中期的税收政策      由于1928年的分税制在省以下没有实行,县级税收仍然依赖于原来各种税的附加,收入严重不足。至30年代,调整税收政策,推行省以下税种划分,已成为国民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的刻不容缓的任务。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划分省县收支原则》。1935年,立法院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确定了财政收支系统分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县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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