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禀赋优势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影响.docVIP

后发禀赋优势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影响 　　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作为后发新兴大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日益发挥主要作用。本文在阐述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机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因素模型分析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世界“G2”贸易规模增长的形成机制不仅取决于两国的内生贸易禀赋条件，后发新兴国的后发禀赋优势发挥也非常重要。 　　关键词：中美贸易 战略性合作 后发国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贸易合作规模逐步增长，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美贸易由“中心―外围”战略性格局向大国间贸易战略深度博弈衍化，中美贸易在波动中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客观而言，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水平的提升不仅是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政策深化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后发贸易国优势禀赋的影响结果。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政府制定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溯源主要基于主张自由化的古典贸易学派。以斯密的“绝对利益贸易论”、李嘉图的“相对利益贸易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保罗?萨缪尔森的“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为代表，提出贸易发生的实质性动因是产业贸易福利的最大化。 　　关于南北之间的贸易战略关系，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即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两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地区）就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普雷维什，1949年）。 　　关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刘建江、刘青等（2010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国际分工、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关系。林珏、谢汶莉（2015年）通过构建声誉模型，阐释目前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葛明、赵素萍等（2016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可以认为，上述学者从诸多层面研究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机制因素，但缺乏从后发新兴国优势禀赋的视角进行研究。 　　二、理论基础和假设 　　（一）基本假设 　　中国具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特征，对美的贸易条件长期处于劣势，属于后发国地位，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度特征显著，其制度国际化开放水平越高，对美贸易规模的增长潜力则越大、领域越广。美国则呈现中美“中心―外围”格局的中心国优势特征，对华贸易具有资本密集与高技术产业优势，且一直试图维持对华的贸易强势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经贸开启战略合作至21世纪中国向世界贸易大国迈进以来的时期里，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衍变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关系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贸易“小国”与贸易“大国”的战略性合作框架搭建期（1978―1988年）；（2）“中心―外围”贸易特征格局的波动期（1989―2000）；（3）“中心―外??”贸易特征格局的转型期（基于WTO贸易框架，2001―2008）；（4）两个世界性贸易大国战略合作的新时期（2009―2016）。在这进程中，中美总贸易规模额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呈现由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逐渐衍化进程的特征。 　　（二）被解释变量 　　基于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衍变时间序列观测值的波动性和评价内容的可度量性，可取中美总贸易规模额对数值作为实证分析模型的被解释评价变量。 　　（三）核心变量 　　中美相互出口贸易流量与两国贸易总额的关联效应； 　　H1：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贸易流量； 　　H2：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额流量的依存度； 　　中国对美强劲的出口惯性增长是中美贸易合作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自身发展主要源于提高经济对外依存度途径的规律。同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日益耦合（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内在促进了中美贸易战略合作水平的提升。 　　（四）控制变量 　　假设1：基于后发新兴国宏观经济测度的影响变量； 　　H1A：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 　　H1A1：基于后发新兴国的GDP宏观指标效应；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对中美开展贸易战略性合作有正效应，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信号指标，能够更好地体现两国的国际经济格局地位。如果后发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总量地位落后，则其国内工业体系和产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