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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法理论背景下交际法反思与大学英语教学原则探讨 　　[摘要]从历史上看，外语教学研究主要是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具体使用教学方法的人（包括教师与学生）和具体情境。通过对后方法的评述，文章客观地评价和分析了交际语言教学法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与缺陷，并以后方法理论为依据，批判了以方法为中心的教学法，提出了后方法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原则。 　　[关键词]后方法，交际语言教学法，具体情境，大学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09)01-0060-04 　　 　　0引言 　　 　　纵观历史漫长的外语教学研究，教学方法研究始终占据其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围绕着一个简单而理想的教学方法的研究”[1]。这一时期被称为“方法时代”，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教学法，如（按拼音字母顺序）暗示法（Suggestopeadia）、沉默法（Silent Way）、集体语言学习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交际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以下简称CLT）、口语法（Oral Approach）、全身反应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情景法（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直接法（Direct Method）和自然法（Natural Method）等[2]。似乎方法决定一切，谁有先进的教学法，谁就能教好外语。中国成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说明方法本身无过错，是有帮助的。然而，过度夸大方法的研究及其作用而忽视了使用方法的人与环境，这种研究难免有空谈之嫌。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最近几年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对语言教学方法及其研究提出了置疑。国外主要有：圣迭戈州立大学的Kumaravadivelu教授在2002年的英国约克大学第36届IATEFL国际学术年会上对这种纯方法的研究严重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反方法”、“超越方法”和“后方法”的观点[3]；旧金山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Brown以及国际知名教授J.C.Richards进一步指出外语教学正步入“后方法时代”[1~2]；坎特伯雷基督教堂大学学院Stephen Bax博士以《交际法的终结》撰文质疑流行的交际语言教学法[4]；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如成晓光、陶健敏、王蔷、郑玉琪等就“后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5~8]。 　　本文就“后方法”及其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以下简称CET）改革的意义和作用进行阐述，对CLT的利弊进行反思和研究，进而对“后方法时代”CET的教学指导原则加以探讨。 　　 　　1后方法之评述及其对CET的影响 　　 　　1.1后方法评述 　　1994年Kumaravadivelu指出“后方法使教师能够构建针对课堂教学的实践理论”并“使教师能产生符合具体情境和针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实践”[9]。之后，他定义“后方法”为“对方法的一种选择而非对一种可选择方法的研究”[3]同时他还提出后方法语言教育理论的三个特征和原则：实用性、特殊性和可能性[3]。 　　外语教学应该符合国情、校情、学生状况、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等，教师应该在分析具体情境（context）的基础上实施变通的（alternative）、有时甚至是折中（eclectic）的教学手段[4]。Bax非常强调具体情境并认为CLT只是外语教学具体情境中的许多因素之一，外语教学首先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其次才是方法问题[4]。后方法理论的提出是“推动基于对当地的语言、社会文化和政治特色，通过鼓励教师建构自己的教学理论来推翻固化了的理论家和教学人员之间的角色关系”[10]。后方法理论对于我国英语教学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于：不能生搬硬套进口的教学法运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无论这种或那种教学法在别国是先进与否。中国英语教学有其中国特色，教学方法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并遵循“实用性、特殊性和可能性”的原则，其选用的前提应是具体情境。所以，后方法研究对于我国英语教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CET无论规模还是学时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首屈一指，各地的具体情境也是各有千秋。然而目前令人费解的是：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具体的学校甚至班级忽略了各自的具体情境，都一致认同CLT是首选和先进的教学法并大力推广和使用。很多外语教育主管官员、外语教育研究学者和老师以为不用CLT的英语教学是落后的英语教学。因此，后方法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对我国的英语教学包括CET尤为必要。 　　1.2后方法时代的CET 　　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