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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翻译研究历史转向及其反思 　　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对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历史转向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舍,夸大西方对伊斯兰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西阿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将西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西阿之间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翻译同样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研究;历史转向;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K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126-04 　　王富(1975―),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广东广州510275) 　　 　　将翻译研究与历史学进行联系研究,从一般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层面,研究翻译在源语文化、译语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社会历史作用及其影响,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这样一个学术热点可统称为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历史转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前的历史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就是从新历史主义思潮出发的。有人甚至将历史转向与新历史主义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新历史主义是对过去10年文学批评中历史转向的称谓。[1](P1)新历史主义基于相似的历史观融合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新思想。无论是后现代历史观还是后结构主义历史观,无论是女性主义的历史转向还是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转向,都可以涵盖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新历史主义观念之内。因此,本文将新历史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转向作为讨论重点,兼及其他方面。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针对性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代表作品是尼南贾娜的《为翻译定位》。尼南贾娜提出了一种后殖民的翻译和历史观,并在其“重新翻译”和“重写历史”的渴望中强调翻译和历史的关联。论者强调翻译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一词包涵了翻译/重译在过去/现在是如何起作用的,为什么这个文本过去/现在被?译,以及过去/现在是谁在译这些问题。她所关注的“局部的”种种翻译实践,本就无需什么大一统的理论来涵盖,所以就用历史性一词来避免勾起人们对大写历史的联想。她研究东方学家威廉#8226;琼斯的文本,主旨并非一定是要拿他的《沙恭达罗》或《摩奴法论》的译本去与所谓的原著做比较。确切地说,她要做的是研究琼斯译作的“外围文字”,如:前言、他每年向亚细亚学会所作的演讲、他给加尔各答大陪审团的指示、他的信件以及他写下的“东方”诗章,以便展示他是如何参与建构一个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文明发展模式的。这种模式与以透明再现为先决条件的翻译观汇合一处,协助建立起了关于“印度人”的强大描述。[2](P146、P126)尼南贾娜的这一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思想如出一辙,也是笔者将她的这一理论层面涵盖在新历史主义之下的原因。该作以印度的殖民史为例论述了历史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认为翻译的问题与历史写作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翻译观使殖民者总把充满异国情调的“他者”设想为一成不变、超脱历史的。印度文化被再现为静态不变的、没有历史或者只有东方专制的历史。所谓印度人“胆小怯懦”、“女人气”、受专制统治者压迫,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为西方所征服――这种看法乃是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历史哲学不仅召唤殖民主体,而且为殖民翻译所支撑认可。在黑格尔看来,东方文明因缺乏一种“世界精神”,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东方只处在史前时代,处在自由尚未觉醒的阶段。黑格尔谴责印度人狡猾奸诈、惯于“欺骗、偷窃、抢劫、谋杀”,这与詹姆斯#8226;穆勒、科尔#8226;布鲁克、威尔#8226;金斯等东方学家的译述是一致的。论者认为,琼斯的《沙恭达罗》和《摩奴法论》,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策略把对印度文化的溯古或称颂之辞作为胡编乱造通通删掉,而对某些堕落的东西却大做文章,所构建出来的印度人都是一副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的样子,整个民族无法品尝自由的果实,却期盼被专制独裁所统治。[2](P137、P117、P126)在他的事业里,翻译明摆着是要为“归化东方,进而使其成为欧洲学术的一个分支领域”服务的。[3](P78) 　　面对被抹煞歪曲的历史,后殖民学者提出要夺回话语权,重获表征权,用被殖民者的血泪史对抗殖民者的开化史。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东方主义的历史学就可以发现翻译抵抗的历史。尼南贾娜认为:“在阅读现存的翻译时采取一种反其意而行之的方法,也就是要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殖民主义的编史学,一个批评家如果对于殖民话语之诡计有所警觉,他就能够呈现本雅明所说的第二个传统,即抵抗的历史。”[4](P232-233)殖民时代虽然已经结束,当今的翻译要走出殖民主义的历史阴影必须采取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