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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视域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一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历史；文化；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1-0034-03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乡村面临现代工业文明的紧迫压力，现代制度的渗入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政治结构、文化规则和社会联系。乡村内各个阶层、不同团体以及每个个体又以不同姿态应对这一新的历史进程。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乡村并未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财富积聚与政权稳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的政局动荡、经济衰败、农民生活困苦，引起中国学界对乡村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高潮。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又掀起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潮，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成果成为今天国内农村研究的重要理论出发点。 　　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在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展开了对中国华北乡村(1900-1942)社会变迁的分析，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由于该书所展现的研究思路较之前同类研究有较大突破，在它的启发下又产生了许多富于成果的研究，因此其学术影响持续至今，成为当前研究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经典论著。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正处于困境。本文拟通过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对中国乡村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启示。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试图以历史纵向与文化横向两条脉络勾勒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华北乡村的社会全景。该书试图回答：由晚清政府启动旨在拯救民族危亡既而扩大国家权力的现代化过程，缘何在华北乡村遭遇失败?又为何当民国政权意欲延续这一进程时，却以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而告终?杜赞奇确认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重要的分析概念，杜赞奇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或称“关系”，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团体及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和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的相互关联)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从史料对比中归纳得出了由于国家政权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其在华北乡村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结论。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顺应民心，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末和民国政权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从而失去其实现“政权建设”宏愿的有利条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共产党政权。 　　尽管此书是一部社会史论著，但正如著者所指出，此书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因此该书就有其鲜明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特色。本书所引用原始研究资料虽时过境迁，但书中呈现出的作者的分析思路与论证逻辑使该书至今还在不断引发读者深思和学术讨论。从当前学界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现状的反思来看。尽管乡村社会研究成为“显学”。但整体上看学理水平仍很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法论限度”。杜赞奇的这本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凸显其学术价值，以下笔者将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该书三点方法论启示： 　　 　　一、重视提炼基本概念。呈现强大的理论关怀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里，作者提炼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目的有三：一是充分描述华北乡村中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系的具体形态；二是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所搭建的分析框架，从该概念涵盖的各个方面考察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其内部发生变迁的过程；三是通过构造新的概念，力图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从而为建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作学理上的努力。此外作者还依据研究需要对其他学者创立的概念进行了借鉴与扩展，如借鉴吉尔茨提出的“内卷化”概念将其扩展为“国家政权内卷化”。若以这些概念为阅读线索，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关于华北乡村的分析形为文化阐释，实为理论建构，虽说这一理论模型建构的夙愿并未如杜赞奇希望的那样充分实现，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 　　回望近年来“自下而上”的农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