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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新城建设实践对雄安新区建设启示 　　[摘 要]纵观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强化新城规划建设，促使特大城市由传统的单中心格局向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转变，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在分析新城建设理论和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国外新城建设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并对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总结出有益的启示和结论。 　　[关键词]新城建设；启示；雄安新区 　　[DOI]10.13939/j.cnki.zgsc.2018.02.012 　　纵观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强化新城规划建设，促使特大城市传统单中心格局向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转变，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的重要保证。当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总结国际大都市新城建设的相关经验与教训，把握新城建设与演进规律，营造有利于新区建设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成为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生态、产业、社会管理等方面工作推进的重要方面。 　　1 雄安新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雄安新区设立，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推向全新阶段。这是党中央在新常态背景下城市发展供给侧管理上治理大城市病和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 　　1.1 供给侧结构管理：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问题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通常遵循其内在逻辑而呈现一种出生、成长、成熟、平衡（衰退）的生态演变，而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而且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西方发达国家在几次工业革命以后，普遍遇到了城市人口膨胀、房价飞速上涨、交通拥挤不堪、生态污染严重、公共资源紧张等经济社会问题，反过来进一步困扰着城市化的发展，而这些市场机制调解不力的领域恰是体现经济学中所认识到的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无论是在老牌发达国家法国的首都巴黎，还是通过后发追赶最终成功实现赶超的日本，或是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区域规划，关键时点所开展的重大规划，供给管理的主体都是政府。当然，从规划的产生到规划的最终落实，整个过程势必是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鉴于京津冀目前的发展现状及雄安新区地位，中央政府层面的有效助力就成为雄安新区规划的启动点，采用政府主导型模式，顶层规划的牵头主体只能是政府，这一点应毋庸置疑，这可以在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制定政策并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加以推行，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存在着非市场性、非制度性、难监督性等特点，因此迫切需要适时向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网络型合作治理方向转变。 　　1.2 反磁力吸引体系：成为治理大城市病一个重要手段 　　反磁力吸引体系理论认为现代大城市因物质文化条件优越而产生人口向心力时，为分散大城市人口，通过卫星城建设和布局，足以克服这种吸引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等国城市理论和规划工作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城镇建设条件，明确了区内各城镇的区位、职能、性质、分工协作和发展方向，通过新城布局，使新城具有一定的反磁力，从而克服区域内大城市的人口向心力。目前，河北与北京在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方面落差太大，在京津冀区域之间，存在着发达的京津两市和较为贫穷落后的河北省。据统计，2016年，北京和天津两市的人均GDP分别为114717元和115617元，均超过15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京、津两市均已达到富裕国家水平。而作为京津腹地的河北省，2016年的人均GDP为42866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北京和天津的约37%，而且近些年差距还有加大的趋势，京津区域带动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北京的“大城市”越?l严重，陷入了“磁力愈强，辐射愈弱”的城市马太效应怪圈。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增强新城的反磁力，使其比老城更具有吸引力，弱化老城的磁力，从而减轻超大城市主城区压力，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就是通过新城建设，使其各种要素向这里聚集，缓解甚至消除北京市的“大城市病”。 　　1.3 城市群协同发展：有力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化发展 　　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它以大都市为核心，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并将影响力向城市和农村受到辐射带动，与大都市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全球来看，以城市群组织形式为代表的城镇密集区域，已成为集聚国内乃至国际经济社会要素的巨大空间，如美国东北海岸、五大湖沿岸，日本东海道地区，英国以东南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延伸的地区，西北欧以阿姆斯特丹、巴黎和鲁尔为中心的地区这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