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公共传播概念历史及其模式考索.docVIP

华夏公共传播概念历史及其模式考索 　　摘要：公共传播是现代性社会语境之产物，华夏公共传播则参照现代公共传播概念之内涵，基于华夏文化共同体这一根基，对古代中国公共生活进行历史考察。华夏公共传播活动镶嵌在古代社会的制度设计、文化现象和政治经济互动之中，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相互作用之间呈现历史阶段变迁。考察华夏公共传播现象，可以归纳古典公共传播存在的三大特征――“辩言之外”的公共情怀，“礼法一体”的传者结盟与“至公无私”的诉求困境。 　　关键词：华夏公共传播；历史变迁；模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1-005-11 　　纵观中国历史，公共传播虽不是古代传播的主流形态，却闪露着古代创新智慧的生命灵光，然而，封建专制以礼法的淫威给演讲者以紧箍咒。解除公共演讲过于沉重的道德评判，让生命对社会、国家的深切关怀，可以由然而生地生发公共伦理意识，从而，使演讲者成为活跃在社会与国家间的有力纽带。 　　一 华夏公共传播：价值与内涵之界定 　　公共传播事关公共利益，经公共协商，达成社会公识。培育公共传播意识不仅是公民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公共演讲为主要形态的公共传播素养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而民主的追求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梦想，其实，华夏文明的演进，也伴随着公共传播基因，宜深思发掘之。 　　（一）公共传播之研究范式 　　作为现代传播学分支之一，公共传播是典型的“舶来品”。不过，即使审视西方意识形态下 　　的公共传播，“公共传播”一词的用法向来较为模糊，容纳范围相当之广。由于将整个社会准 　　则、规范与制度纳入视野，公共传播所考察之领域实际颇为复杂。归纳以往成果，公共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范式： 　　其一，从语艺修辞角度，强调叙述者/叙述文本面对群体性受众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材料学或工程学硕士背景的人，通过参与与本科生相互对话、分享经验的研究活动，其公共传播能力也会增强。[1]这里所说的公共传播，便更多带有口语表达之色彩。西方向来有重视演说、言语技巧之传统，大学中开设的公共传播课程，基本与公共演说密不可分。[2]此一范式之下的公共传播关注传播中的修辞手法，与日常生活接轨较为紧密。当然，这种关于修辞的探讨不仅仅局限于人际层面。科克伍德（Kirkwood）与布朗（Brown）曾探讨公共传播如何利用修辞表达疾病成因，认为公共传播在传达疾病成因的过程中，常常强调“什么被当作导致疾病的一种风险”，从而降低产生疾病的可能性。他们所研究的公共传播信息来源，既包括大众媒体之新闻报道，亦包括专业的医疗类出版物[3]。此时，公共传播已被放大至“流通于大众范围的信息传播领域”。 　　其二，以传播与社会共同体之建构为视角，试图从社会行为之角度来理解公共传播。公共传播被认为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它建构着民主化进程。[4]此种范式下的公共传播与常被谈及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有重要联系，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范畴。罗斯卡（Rosca）以现代集权时期的罗马尼亚作为个案，认为公共领域包含以下概念：公共传播，大众传播，公共权力和公共理性实践。[5]道妮斯（Downey）与芬顿（Fenton）亦指出，公共领域引进有效的理性批判话语，这种话语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市民社会中的公共传播与公共领域之建构本来就是一体化的过程。[6]正是因为公共传播关乎公共利益，围绕公共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衍生出一系列法律制度层面的讨论。[7] 　　当然，公共传播所指涉的社会行为并不局限在政治范畴，阿孟达（Amador）与威尔（Weill）就从经济层面探讨公共传播的作用，认为公共传播与薪资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其研究表明，公共传播所发布的信息，有时会不利于降低价格系统中的信息成本，进而导致货币流通水平紊乱中的不确定性，间接导致市场薪资水平的降低。[8]根据赖斯（Rice）与阿特金（Atkin）之总结，在“美国经验”内部，公共传播内容实际包含医疗健康、机会平等、能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个人议题与社会议题。其有时体现出对公共服务系统的支持，有时又因其诉求策略而呈现对抗性。总而言之，公共传播在市民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9] 　　其三，公共传播被限定于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之角度，这种视角下的公共传播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以公共组织机构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公共传播有时亦与公关活动相联系，比如美国选举活动中，联邦政府或地方代表、官员所发布的公共传播信息。[10]歌尔德斯（Gelders）等人曾研究比利时当地公共传播信息对于预防入室抢劫现象的传播效果，他们把公共传播范围限定为警察局和政府发布的纸本消息。[11]此种范式固然强调传播效应，但实际传播主体之范围已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