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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例子说对当下中学语文教学启示 　　无论是2002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是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都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可是在实际操作阶段，很多老师对这一点把握不准。有的老师抓住了教材富有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过于强调关注生命、关注自然、关注生态，把语文课变成了纯粹的生命教育课、自然环境课、生态环保课；有的老师紧扣“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这一要素，把语文课演绎为思想品德课、伦理道德课、历史故事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的老师则迫于考试的压力，把语文教学内容狭隘地选定为凡是考试要考的，就讲，而且大讲特讲；凡是考试不考的，就一概省略不说，也不让学生自主学习。他们把一篇文章切割成一个一个知识点，然后编成一道道题目。这些老师的眼里只有题目，不见文章，更不见文学和文化。 　　当下，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和使用语文教材？ 　　叶圣陶说得好，“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是叶圣陶先生坚持一生的教材观，在他深邃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叶圣陶主张通过语文教材这个例子，使学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技能。他认为语文教本只是例子，而不应该是终点，它是打开无限知识库藏的“锁钥”。新课标（2011版）规定，语文教材内容的安排要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要有开放性和弹性。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语文教材时，注意以下几点： 　　一、教材不是目的，而是途径 　　传统的教材观是以教材为中心，把教材看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教教材”。这种教材观限制了教师的创造性及其教学的个性化。叶圣陶主张教材只是一个例子，教学最终目的不在于教材本身，而在于通过教材的学习使学生触类旁通，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新课改要求教师“用教材教”，是通过对教材中一篇篇文章的学习，使学生习得语言建构与运用、获得思维发展与提升、悟得审美鉴赏与创造、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而不是一般意思上的“教教材”。我们经常听到老师这样说“我还有两篇课文没有教完呢，怎么能考试呢”，或者这样说“本次考试的范围是第几单元到第几单元”。好像把那几篇文章教结束，就是语文教学的全部目的。殊不知，教材应该只是引导学生获得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提升语文素养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不是学习语文的目的。在新课改深入发展的今天，教师一定要牢记“用教材教”这四个字。“用教材教”是把教材视为师生开展教学活动、进行意义建构的一种课程资源。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学习，学生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获得了真切而独特的体验，完整的过程与巧妙的方法，以及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也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二、教材不是权威，而是参考 　　曾几何时，教材怎么说，教师便怎么说，教师怎么说，学生便怎么学。教师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按照教参的解读来解构教材；学生则成为被动接受的“瓶子”，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教材观把教材视为规范教学的“权威”和“圭臬”，它阻碍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还容易导致学生对教材的盲目崇拜。长期以往，教师不会教书，学生不会学习。叶圣陶认为教材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新课改则更进一步指出，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但并不是唯一的资源。教材只是编写者为实现课程目标而选择的一个范例。教师不再是简单地教授统一指定的教材，而是可以选择适合的教材并有效整合多种课程资源，按照新课程理念的要求，实施教学，促进学生发展。除了国家课程规定的教材外，教师可以开发符合本校学生实际的校本教材。从各地各校校本教材的使用现状来看，学生更喜欢这种接地气的教材，教学效果也非常好。 　　三、教材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 　　近代以前是没有“语文”这门学科的，那时学习语文，主要就是启蒙的“三百千千”，要不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学，稍微扩大点说，也不过是“四书五经”而已。整个封建社会几乎是没有语文教材的。到了上个世纪初，才出现专门的国文教科书。进入民国时期，出现了《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但由于战乱频仍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那些教材还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之内。叶圣陶意识到语文教材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他和夏?D尊合编了一套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吕叔湘对这套教材进行了高度评价：“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本，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1]新课程背景下的教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就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教材分选文、口语交际、诵读欣赏、专题、名著推荐与阅读、写作、语文实践活动等几个部分。这样看来，语文不再局限于语言和文字、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文化。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生活及语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