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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语境下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反思与重构 　　摘要:“和而不同”是和谐化刑法的基本要求，在保障人权前提之下追求刑法的和谐是当前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犯罪构成理论作为我国刑法学的基石性理论范畴，从犯罪构成的原论视角看待，其兼顾实体规范意义和程序保障价值，长期以来犯罪构成被仅从实体刑法的角度加以研究, 从而导致其程序价值的忽略。因而，应对现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进行结构性的重新反思，以期指导该理论在司法层面的实践价值，实现刑法的和谐化。 　　关键词:和谐 犯罪构成 刑事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在辨证唯物主义和谐观看来，和谐是指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辨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而在当前刑法理论界，针对目前的犯罪构成体系可谓百家争鸣，信奉各种不同理论的学者纷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著文言说捍卫着自以为是最好的犯罪构成模式。针对犯罪构成体系，通常认为，“当代刑法理论建立犯罪体系论学说的目的有二：一是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和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对犯罪的各种构成要件进行有序的整合，为现实的犯罪认定确立一种合理的思维原则与操作规程；二是通过渐进性与排除性的犯罪认定原则，将定罪的方向控制在刑事政策的范围之内，为防止刑罚权的滥用而开拓一系列思想方法上的控制途径。” 由此可见，通过为实践层面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提供合理的操作规范和思想指导原则，以限定刑罚权的适用更好的保障人权，发挥犯罪构成理论的现实价值，才能在刑法学内部和相关部门法的联系适用上达到和谐观的理念追求。本文秉承现代刑事法治的价值理念，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着重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体系进行重新反思。 　　一、和谐观下犯罪构成理论的刑法价值根本体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 　　刑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这在当前已经基本成为公理。当前刑法现代化是我国刑法改革孜孜以求的目标，而贯穿其思想主线的是刑法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统一。但是，将两个内涵冲突的概念作为一项制度的目的，逻辑上便存在问题。“以刑法自身的历史发展观和法律价值观来看，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刑法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制刑权力，是为刑罚权审定一个边界，防止国家权力的肆意扩张。” 因为“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同时，又由于刑法是权力运作的标准与边界，如何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和谐相处，避免矛盾激化成为立法和司法中衍生的问题。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就刑法学自身理论价值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得这种社会保护功能不得不受到人权保障的制约。刑法不得超出法定的界限侵害公民的合法利益，这种法定的界限便是由犯罪构成体系所界定的。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明文、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犯罪构成正是犯罪成立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使罪刑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上的体现，也是保护法益和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所以，犯罪构成对依法治国、保护法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德国学者布鲁斯所说，“构成要件具有针对犯人的恣意而保护社会、针对社会的恣意而保障犯人的双重保障机能”。 但是，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无论是怎样值得处罚的行为，只要是刑罚法规中的构成要件上没有预定的行为，就不得予以处罚，因此构成要件的社会价值，可以归结于保障人权机能或罪刑法定机能，维持社会秩序机能不过是其反射机能而已。 　　二、从刑事一体化视角看犯罪构成要件的原论 　　（一）犯罪构成要件原论简述。 　　犯罪构成要件论来源于德语Tatbestand。Tatbestand是拉丁语corpus delicti(罪体）的德译。罪体本为刑事诉讼法上的概念，是指依据刑事程序而证明的犯罪事实，但从18世纪末开始变为成立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内涵要求，供法官任意性使用。之后费尔巴哈等人进而将其发展为实体法上的要件，并在贝林格等不同历史时期刑法学者的辛勤耕耘下, 使得犯罪构成的内涵和机能不断拓展深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完成了从刑事诉讼法范畴到实体刑法范畴的跃迁。至少在大陆法系看来，“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是被当做刑法总论，亦即刑法的一般理论来考量的。” 杨兴培教授更指出：“在整个大陆法系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成了整个犯罪论的基础和核心。” 　　犯罪构成理论在具有不同法文化传统的国家传承、演进的同时，一些关于犯罪构成的新术语、新细节范畴被不断创制出来，例如，排除犯罪性事由、期待可能性等。在大陆法系学者的精心雕饰下，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