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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人员流动自由视角下的中国户籍制度 　　摘要：欧盟作为国家间的联合，其相对较好的处理了成员国公民在不同成员国间的自由迁徙及由此产生的有关就业，教育，居住等问题。而作为统一整体的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也剥夺了“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这一基本权利。[1]欧盟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虽不是毫无瑕疵，但对于迫切需要改革户籍制度的中国而言仍存在借鉴意义。 　　关键词：欧盟 人员流动自由 中国 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 　　一、欧盟的人员流动自由 　　欧盟的人员流动自由包括工人的迁徙自由、开业自由及联盟公民的普遍迁徙自由。欧盟所追求的这种人员流动自由并非一般的移民自由，其涵盖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目标，不管是经济目标还是政治目标的达成，其最终都将为欧洲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贡献力量。 　　（一）工人自由流动的权利 　　在欧盟的人员流动自由中，以经济活动为依据将工人的迁徙自由与公民的普遍迁徙自由进行了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讲，工人是“特殊”的公民。在欧盟，工人自由流动的权利包括入境和居留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同等待遇的权利，就业后继续留在该受雇的成员国境内居留的权利以及工作结束后的继续居留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但出于某种原因的考虑，其自由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1、出于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的考虑。2、基于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范围内工作的考虑。这两方面被视为工人自由流动的例外。 　　（二）欧盟公民权 　　欧盟公民权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具体内容。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欧盟公民权奠定了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础。它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之一。[2] 　　《欧洲联盟条约》在第二部分中规定了联盟的公民身份，第8条第1款称：具有成员国国籍的每一个人都是联盟公民。第8条第2款规定：联盟的每一个公民，在本条约以及实施本条约而采取的措施规定的限度和条件范围内，有权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流动和居住。[3] 　　虽欧盟公民资格以享有成员国国籍为基础，但在欧盟的一系列条约中并未规定取得成员国国籍的共同最低标准。 　　二、中国的户籍制度 　　（一）概述 　　同样是人员流动，但中国的人口流动与欧盟的人员流动相比具有较大的不同，欧盟的成员国几乎都是发达国家，欧盟的人员流动也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人员流动，而我国的人员流动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欧盟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大， 人员流动的数量有限。而我国人员流动数量大， 流入的时间和地区又比较集中。因此， 我国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的就业和社会秩序等影响更大， 引发的矛盾更加突出。[4] 　　中国户籍制度在确立之初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法律的综合性社会制度。 　　建国前我国不存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的迁移基本是自由的。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相关制度的出台使得户籍因素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由此得到固化。 　　（二）中国户籍制度的弊端 　　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并且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是单纯的人口登记管理制度，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城市与农村区分开，从而也产生了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这一区别的产生带来的是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的被限制，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丧失，也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受教育以及参与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不平等对待。 　　一方面，拥有城乡不同户籍乃至拥有不同级别城市的户口都意味着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基于城乡户口的不同而伴随产生的差别待遇往往造成农村人口甚至是中小城市居民在户籍控制有所松动时向城市、含金量更高的大城市涌入。这种情况既对城市政府管理造成压力，也会遭遇到城市现有居民的抵制。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将要面临的是越具有吸引力的地区，户籍制度的改革越是举步维艰。[5] 　　（三）欧盟人员流动自由视角下的中国户籍制度 　　欧盟人员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工人自由流动权的特别规定，也有更为宽泛的联盟公民的普遍迁徙自由的规定，其中不歧视国籍原则是实现工人自由流动的基础也被欧洲法院视为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原则性规定，还是具体的法律指导无疑都在为实现欧盟人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而我国对人员流动的规定则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中，且限制较多。 　　我国的户籍制度建立的初衷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但实质上其却无法在短期内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