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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学的邀约(二) 　　格非，本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映》、《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_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会提起的作品。本文的作者朱伟是资深媒体人，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 　　格非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这个女人移动时，裤子的皱褶赋予身体的弹性，他的欲望似乎是由线条、几何图形构成的。 　　小说是在以第一人称叙述中，女人在“买木梳吗”的叫卖声中向“我”走来。“买木梳”是昔日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她走到“我”跟前，捡起一颗靴钉，就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电车。“我”则租了一辆自行车（时间错位了）追到城外。“我”在漫天的大雪中跟踪着女人的背影，上了一座木桥。背影消失了，“我”却被一个提马灯的老人叫住。老人说，这是一座断桥，你不能往前走了。 　　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与这个女人又重逢了，时间又是在早春。“我”正沿着湖散步，看到一对男女从坡上滚下来，正是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一个瘸子。在村里的一个小酒馆里，我又看到了女人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喝醉了，女人去扶他，被啐了口痰，推倒了。“我”帮她把醉汉背回了家。女人请“我”喝茶，“我”对女人说，七八年前，在企鹅饭店门外，我跟过你。女人说，你是不是记错人了？我十岁起就没进过城了。 　　故事再发展，一天雨后，那女人来敲门，说她丈夫昨晚喝醉了酒，掉进粪坑里，死了。“我”跟她到家里，入检时，看到尸体竟“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未死，就钉上了棺盖。送葬后，女人说她害怕，让“我”至少陪她三天。第三天晚上，“我”上床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声，闪电中一个赤裸的少女站在院子里，“她婴儿一样的脸上挂满泪珠”。“我”把所见告诉女人，女人说，那是你的幻觉。“我”说，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你的尸体漂浮在断桥下的河面上。她苦笑了一下，我就说，我们结婚吧。女人婚后不久，就死了。 　　故事的结尾，“不知过了几个寒暑春秋”，我又见到了棋，但她却好像不认识我。她说，我不叫棋，您一定记错人了。她打开怀抱的夹子，里面是一面镜子…… 　　有些读者埋怨格非的小说无故事，其实，他的悬念是需要你去寻找的。用传统的故事来衡量，他的故事可能是抽象的，有点“白马非马或者玄学的味道。此她非彼她，之间相隔着时间，时间是具象――小说的结语是，“这些褐色的候鸟天天飞过水边的公寓，但它们从不停留这就是格非要告诉你的时间差。在时间的轴线上，如棋所说：“你的故事是一个圆，它在展开的时候，也意味着重复，你可以永远讲下去。”而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结构。在这结构中，事实即非事实，都是错位的。本来，小说就是虚构的。 　　1988年，我在《读书》杂志开一个“最新小说一瞥”的专栏，推荐各种“先锋”实验小说。那时候，“解构主义”时髦。1989年初，刘心武让我组一期新锐小说的稿，余华给了我《鲜血梅花》，苏童给了我《仪式的完成》，刘震云给了我《官场》，查建英给了我《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格非给了我《风琴》。 　　《风琴》也是一个错位的悲剧：游击队队长王标率队伏击日寇，来的却是迎亲的队伍，鬼子到了赵庄，掳了冯保长的老婆和理发匠的女儿，驻扎在赵财主家，赵财主带着姨太太逃到城里去了，儿子赵瑶却没走。他在家里弹那架老式的风琴，日本人似乎能听懂他在刺刀威逼下弹的曲意。随后，格非又在冯保长找王标和王标找冯保长上，设计了一个时间错位。王标告诉冯保长，游击队要在江边打鬼子一次伏击。冯保长担心伏击地点离村太近，又去找了赵瑶，让他设法引鬼子绕开。赵瑶则感觉到冯保长，“所有忧虑与恐惧都是为了那个女人”。接下来，在赵瑶的注视中，游击队进入了鬼子的埋伏圈，全部牺牲。小说里，作者两次提示了主题――王标想起母亲的话：“在地里撒下荞麦种子，却收获了一袋芝麻。”结尾是，解放后，冯保长被定为了汉奸，被枪毙了。赵瑶则隐姓埋名隐居起来，后在修理风琴时引起了女教师的注意，死于“文革”。 　　格非是有意省略了答案，让读者自己去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做出判断。 　　1989年，格非用三个月，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敌人》。这部16万字的长篇有一个引子，从一开始就提出悬念：几十年前的一场大火，烧尽了子午桥边赵家的店铺、作坊。仇敌是谁？财主赵伯衡在一张宣纸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人名，就死了。他的?鹤诱跃靶?在四处打听火灾的细节后，把一个个人名划掉，在还剩下三个时，也死了。赵景轩的儿子赵少忠则在看了一眼那张宣纸后，就将它揉破，丢进了火盆。 　　小说正文却始终没有揭晓那三个名字，只描述了赵少忠家人一个接一个的神秘死亡。先是赵少忠的老婆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