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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 　　摘要：在社会责任背景下，可以根据问责的时间和强制两个维度，构建非营利组织问责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功能问责、使命问责、商业问责和战略问责四种类型。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认同存在自利和他利的组织边界，提倡给予自愿问责的组织隐私空间，指出社会企业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可能的组织演进趋势。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研究对于减少非营利组织的失灵现象、促进非营利组织回归公益服务的使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问责；组织边界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3-0018-05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NPO）在教育培训、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扶贫开发、经济建设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NPO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负面事件也从未间断过。如我国近几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事件招来了口诛笔伐，其公信力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事实上，“什么是NPO问责及其类型的划分”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且不同的划分依据、不同的划分视角自然产生不同的问责类型。本文拟结合ISO26000关于社会责任的诠释，结合经济学理论，探讨非营利性组织问责的类型及可能的组织演进趋势。 　　一、相关文献回顾 　　尽管各国学者对NPO的界定未完全一致，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其他相近的概念，但一个核心的共同点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部门”。尽管国外学者强调了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绩效评估、自我约束、外界参与等机制，解决“向谁负责、问责什么和怎样问责”三个具体问题[1]，但在实施过程中公众对“决策和活动”信息公开是否需要透明充满争议，而其本质是关注哪些内容必需纳入问责的范畴。关于NPO问责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视角。 　　第一，基于外部控制的视角，即通过外在政策或外在机制对问责进行管理和控制。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外部行政命令和组织内部反应把问责划分为商谈型、遵从型、自由裁量型和预期型四种类型[2]。但这种分类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一是因为存在“所有者空缺”的问题，由谁扮演委托人往往充满争议；二是因为这种问责更多为“事后评价性”的，难以对问责进行事前的设计或过程的控制。也有学者根据问责控制的来源和自主性，将问责划分为层级型、法律型、专业型、政治型四种类型[3]。但这种问责带有明显的官僚色彩，而且运行时很难借鉴企业的绩效指标。 　　第二，基于主动与被动问责的视角，即被动地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还是自身主动承担责任。权威与公信力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不仅要向具有权势地位的政府或捐助者负责，而且要主动向受益人或服务对象承担责任。有研究认为可以从问责的来源和问责关注的时间建立“效益问责、使命问责、结果问责、发展问责”的分析框架，认为问责不仅是外部驱动式的，而且是为了实现使命和愿景主动式的承担责任[4]。也就是说，问责不仅是对外部相关利益者被动式的承担责任，也是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三，基于问责的过程和结果视角，即问责不仅要关注结果，而且要注重过程。非营利性组织问责一定要强调结果，否则问责就无任何约束力，因此主张需要监督和必要的制裁[5]（pp.2426）。事实上，一些学者不仅关注问责的结果，而且指出需要关注问责的过程，典型的观点主张把问责划分为透明性、承担责任性、履行职责性、可控性、响应性五个维度[6]。国内学者也倾向于从过程和结果分析问责，典型的观点认为需要采取系统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加强法制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有效监督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7]。 　　由于非营利组织可以界定为“以非营利为目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或为了促进社会福利或公益的发展，盈余不予分配，享有免税或减税优惠的依法成立的组织”[8]，本文倾向于将其纳入经济法的范围。因为非营利组织的运行离不开经济要素，也不离开法律的限制，非营利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同时包括了“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决策和活动，所以在非营利组织的问责上存在“商业性”问责和“公益性”问责的区分。结合ISO26000标准，NPO的问责涉及社会责任的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七个方面，其决策和活动应符合国际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但就问责的具体内容而言，应该区分为“公益性”的强制性问责和“商业性”的自愿性问责。因此，问责应该带有“柔性”的一面，公众对组织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应该保留一定的空间，应该给予非营利组织运行中的强制性问题和自愿性问题均衡的空间。 　　二、基于社会责任的NPO问责概念模型 　　（一）ISO26000社会责任 　　ISO26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全球首个社会责任国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