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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值政府财政补贴专利资助绩效研究 　　摘要：专利资助是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以资助鼓励或优惠办法的形式对本国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激励措施。本文以湖北省9个地区接受政府资助的企业为样本，采用熵值法研究方法，通过研究地方政府专利资助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因素，探讨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专利资助政策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专利资助政策虽然促进了专利总申请量和授权总量的增长，但实施效果存在专利产出的结构不合理，产出质量难以保证，技术产业化转化能力较低等问题。并针对当前政府资助专利政策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专利产出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资助绩效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汤森路透2011年专利申请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的专利结构性调整已经开始，世界各国之间的专利竞赛内容已经由“更多专利”向“更高质量的专利”转变，这是资本竞争向技术竞争深化的必然结果。科技一直是中国国家财政的重点支持领域，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以财政科技资金、税收、金融等政策为引导，支持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提升科技实力，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为核心内容，明确提出了各地区要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完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的具体要求。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实施了针对专利申请的费用资助政策，这种资助政策虽然降低了专利申请人的风险，但同时也加剧了低质量专利，乃至“垃圾专利”的问题，高质量专利相对较少的问题将会成为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瓶颈。因此，如何引导专利申请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应该是当前地方政府专利费用资助政策的重点。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地方政府专利资助政策对企业专利的实施效率影响如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相关措施，为湖北省政府乃至全国的专利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整专利资助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当前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衡量创新产出能力的关键指标。专利制度所赋予的法定排他权利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垄断利润，在一定时期内形成隔离机制，从而防止模仿和拷贝（Langinier Moschini，2002）。从各国不断出台的创新有关的政策中可以看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系列政策被认为是促进资源配置、保护创新成果、推动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日本在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的同时，不断提出设立各种计划和基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产学研合作等政策，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支持。韩国知识产权局从2005年开始每年对政府知识产权政策运行绩效加以评估，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保证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黎运智和孟奇勋，2008）。然而，并非所有的专利都是与推动技术创新有关的。Schankerman和Pakes（1986）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专利之间，其经济价值差别很大，企业所申请的专利之中，实际真正价值的高质量专利仅占很小份额，有一些专利仅是战略目的的防御性专利，经济价值较低，更有一些专利甚至是没有价值。中国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实施许多有利于推动知识产权发展的相关政策，并且与于2008年开始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学者研究发现，由于专利申请、授权和维持等费用问题，导致一些企业出于支出困难而选择放弃对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很难通过知识产权来获取创新回报，创新成果难以专利化。因此，中国政府在实施专利费用缓减政策的同时，也将专利资助政策作为有力补充。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的研究表明除了税收减免政策之外，政府科技拨款政策也能够显著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程华、赵祥（2008）以全国大中型企业为样本，结论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的RD产出有积极影响。李伟（2010）的研究肯定了专利资助政策专利数量和专利结构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然而，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在实施激励创新的政策时，也将会产生负面效应，导致垄断、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马忠法（2008）针对国内公共科研机构专利申请行为的研究发现，不当的专利资助政策是诱发泡沫专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并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文家春和朱雪忠（2009）指出政府资助额度过高、资助程序过于简单，导致申请人为了资助获利而申请专利，从而产生垃圾专利。 　　综上述，现有的文献研究中以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来评估资助政策的实施绩效的方式显然并不完善。专利资助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如专利数量虚高、专利质量偏低，这些结果实际上与政府实施资助政策的愿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