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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主体内容转换及其意义 　　【摘要】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也是通过“大众话”来“化大众”的文化，而20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大众文化则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大众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波及中国，中国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大众文化实现了主体及内容的转换，这一转换具有创造主体多元化、构建现代性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 主体 内容 转换 意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确认了劳苦大众的文化权益与主体地位，该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以及实践的推进都是运用政治力量。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西方百年来的大众文化在出发点、经济基础、推进手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是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一大众文化具有世界优秀文化的一体性，也有中国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从毛泽东时代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经历了包括文化主体与内容在内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文化：主体的转换 　　文化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谁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谁是享受文化创造成果的主体。毛泽东提出大众文化，确认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应成为文化成果的享受主体。毛泽东指出：“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②他倡导并推进的大众文化就是通过“大众话”来“化大众”的文化，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享受主体，但还不是创造主体。 　　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已经处于富裕发达阶段，文化工业非常发达，因而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享受主体，以至于有识之士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的游戏的庸俗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③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是大众文化的创造主体吗？在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理论者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看来，大众文化是和高雅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这一称谓带有贬低的意味。 　　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文化是强加于大众的吗？笔者同意尼尔·波兹曼的分析，他认为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众文化不是强加于大众的。事实上，就像鲍德里亚在分析西方消费社会中广告“温柔地对你进行掠夺”④一样，大众文化也是温柔地接近大众，使大众难以拒绝，而难以拒绝是你自己的选择。此外，我们也要看到阿多诺、霍克海默对大众的悲观态度的不可取之处，不应忽视大众的鉴赏、甄别与反抗，相信随着自由时间的积淀以及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的具备，大众会迸发出大众文化创造的巨大力量，创造出自己的大众文化。 　　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也伴随着创造主体的转变。2002年以来，国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决定通过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国家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大众文化的创造主体已经多元化了，其中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参与者、政府、高雅文化传承者、社会大众中的很多个体，这就和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的创造主体单一化有着显著差异。这种多元化是时代的进步，是利民利国的大事。 　　大众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于大众真正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未来的文化创造主体需要自由宽松的文化创造环境，不会因言获咎；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具备从事文化创造的物质条件；锤炼文化创造的才华。只有如此，真正的大众文化才能在未来被创造出来，并为大众所享有。 　　大众文化：内容的转换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门的打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主体的转换，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很多不同，这就是大众文化内容的转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窥见大众文化内容的转换： 　　首先，是从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转向市民大众的城乡日常生活。无论是电影《红星闪闪》等，还是戏曲八个样板戏都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大众文化的内容。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大众文化则聚焦于城乡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欢乐与梦想，痛苦与无奈。 　　其次，是大众文化描写的人从道德纯净向人性复归、向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转换。曾经由于预设的工农在道德上的纯洁性，所以就要求知识分子农工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告别了以往单一化的追求道德纯洁的模式，走向了人性复归，探讨了人的各种诉求与需要的复调的大众文化。 　　最后，是大众文化从“无我”的文化向“有我”的文化转变。由于革命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中国素来的集体主义传统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