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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贷款现实和未来走向分析 　　摘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大学向银行大幅贷款，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目前，随着贷款规模的日益庞大和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放缓，大学面临着严峻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了教育质量。大学还贷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未来。 　　 　　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变迁：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飞跃到大众化阶段，一些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均已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校园面积和大楼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在国家投入难以大幅增加的条件下，大学不得不借助于非常规手段：向银行贷款。通过银行大幅贷款的方式，大学迅速建设了新校区和大楼。从2000年至今，中国大学的版图出现了质的裂变：校园、大楼和学生规模等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贷款规模急剧上升，大学面临着金融风险。 　　 　　一、大学贷款的性质 　　 　　自近代大学诞生以来，大学作为一种精神堡垒和象牙塔，几乎是一种保守机构的代名词。在西方，大学与教会一样，是为数不多的从中世纪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社会机构。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历史上似乎一向不与银行发生任何瓜葛，它是独立于市场的知识分子汇聚之所。一般而言，公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的事业，是一种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的事业。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在欧洲办学经费靠国家投入，在美国除了国家投入，学费、捐赠也是渠道之一，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稳定的财政渠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世界上很少有公立大学向银行举债来进行基本建设。我国公立大学负债经营和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现象，在历史上属于一个特殊的个案。 　　那么，作为一个一贯独立于市场的社会机构，大学为何逐渐向市场靠拢，从银行大量举债来建设呢？这是一种制度创新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呢？在一定意义上，可归咎于市场精神对高等教育经营方式的影响和渗透。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公司或产业经营的理念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公司和企业的价值观影响了大学的管理，市场的精神浸润着大学的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举债大发展，显示了中国大学在市场面前的一种极端的灵活性，显示出一种被西方学者克拉克所称谓的“拓进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具有一种强烈的面向市场的取向，具有灵活的规则和环境适应能力，善于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变通和调整。同时，这也表明大学制度的不完备，是大学在现有制度环境之下的一种生存策略，它既是制度初创阶段的一种灵活性，又是一种制度设计不完备之缺陷。 　　 　　二、大学贷款的原因分析 　　 　　高校贷款潜伏着风险和危机。仅在过去5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热衷于跑马圈地、建设新校区，一些名牌大学动辄从银行获得10亿~20亿元的贷款，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型企业的贷款魄力。以江苏省为例，在2003年之前，高校的基建费用每年为10多个亿，2003年之后，每年增至70亿~80亿 [1]。这些钱大部分是靠从银行贷款获得的。 　　一个向来“只进不出”的“花钱”社会机构，为何有这等战略和魄力呢？原因分析如下： 　　其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背景下的一种特殊选择。大众化背景之下，国家的投入严重不足，只有靠非常规的手段来融资，大学向银行贷款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其二，国家政策体制提供了空间，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是推动力量。我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政策范围内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一切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公共机构是政府功能的延伸，需要听命于政府决策。政府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短期内又急速推动高等教育的扩张，所以政府鼓励大学向银行贷款。一些省市采取政府贴息贷款的方式，鼓励大学向银行借贷，这客观上鼓励了大学和银行发生借贷关系。 　　其三，大学贷款的自身逻辑。目前，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缺少明确的治理范围和自主权的边界，政府可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甚至也可直接介入大学内部事务。这是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重要的不同点。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是一种大政府主导的教育体制，大学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延伸机构。适逢国家高等教育战略的大调整，扩招便成为发展的一个契机。大学之所以大量贷款，既是对政府号召的回应，又可抓住契机谋求学校的更大发展。 　　此外，中国校长的任期制和向上级负责，加重了这一冒险性贷款决策。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当局对贷款的风险缺乏清醒的责任意识，有人甚至提出“不贷白不贷”、“大学贷款，政府买单”等说法，反映了一些大学领导人风险意识的淡漠。 　　其四，商业银行提供了外部契机。银行资本具有的逐利的本性，使其与大学当局一拍即合。对于银行来讲，高校是一个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机构，几乎没有破产的风险，所以银行认为向大学提供贷款风险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