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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管理去行政化文化藩篱与实践导向 　　主持人言： 　　2010年3月，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不少代表政协委员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知名高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比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认为，在人们纷纷痛斥高校“行政化”的同时，可能又走进了另一些误区。他表示，“去行政化”不等于不要行政部门，“去行政化”不是把有职务的优秀学者排挤出学术活动，别的行业都“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就会弱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在“两会”和媒体上饱受诟病的高校“行政化”问题，至今我们并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这不禁使人担心，这项尚在开启的高校改革将充满荆棘，随之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为此，本期“高校行政管理与去行政化研究”栏目选择了《我国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文化藩篱与实践导向》、《去行政化后高校领导的应然角色》2篇文章，希望对我国高校现有的行政管理与去行政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特约主持人刘尧） 　　 　　摘要： 中国大学由于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制约，大学行政权力泛化倾向突出，学术权力长期被压制，去行政化成为当前大学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去行政化要求大学管理改革深入到文化层面，其核心是围绕学术组织配置权力结构，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和学生的参与权利，使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更好地为学术事务发展服务。 　　关键词： 大学管理；去行政化；学术自治；学生参与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1）02-0005-06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去行政化渐成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共识，并开始在大学制度层面加以推进。反思中国大学管理改革的进程，有的学者将中国没有一流大学归因于大学的行政化，认为政府干预和大学官本位的管理体制使中国大学去本质化，导致大学失去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基础，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必须去行政化。然而，人们对大学行政化和大学去行政化的认识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看法和观点，相应地，大学去行政化的实现途径也大相径庭。实质上，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不要“行政”，也不是全盘否定行政管理，其根本在于如何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为学术事务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一、 中国大学管理的行政文化传统 　　 　　现代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深受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外在因素制约的组织，大学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为社会服务已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固守学术传统的大学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大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建制特征、专业利益、资本分配和转换机制的场域，它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场域，但是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社会期待大学的所有行为都与公众利益有机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怎样才能创造性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是世界各国大学需要面对与解答的问题，中国大学可能更需要回答。”[1]因为，中国大学有国家主义的文化传统，大学管理行政化的传统根深蒂固。 　　（一） 政府管理大学的行政文化逻辑 　　中国有“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教育文化传统，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在儒家入世哲学“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主导下，中国文人讲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学的最高目标是进入仕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与西方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教育价值观迥然不同。“政治教化工具”的大学教育功能定位和文人“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使中国古代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和束缚读书人的牢笼。近代以降，政府兴办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治国兴邦，大学堂被清政府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得以兴建，大学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大学管理传统并没有削弱，虽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断改革，但行政权力依然主导着大学发展。 　　1950年6月，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如何为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审议制定了新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法规，如《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等。在《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高等学校被作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制度框架。及至20世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