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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娼管理 　　摘要：身体一直是受社会规训的对象。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身体行为，包括男女关系，势必受到一定约束。宋代国家逐渐禁止官员与官妓宿眠，律令、官箴在此问题上都有反映。究其原因，除了宋代伦理道德观的强化，还由于文官政治的发展，官员的行为需要更加符合行政体系的运作规范，加强对官员的身体管理成为国家实施权力的一个借力点。自宋以后，禁止官员宿眠官妓成为定例。 　　关键词：宋代；官员身体；官妓 　　 　　身体是政治、经济、文化及诸多社会关系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身体作为政治世界最基本的单位，被一以贯之地阐发为家、国、天下的基础。《礼记》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正当的男女关系，是修身齐家的重要内容。为君子者应克己奉行、切实履践，所谓：“夫妇之道，王化之基，男女正位，天地大义。平日所讲修身齐家之道，当真履实践，勿为口耳之学。”但是，与古代中国性别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相联系，娼妓制度包括官员宿娼行为长期存在，到宋朝以后逐渐有所变化，国家开始禁止官员宿眠官妓。在以往的研究中，宋代士人与妓女的关系较为人关注，相关成果较多，而官员作为士人中的当权集团，与不在官士人有着明显不同，对于他们与妓女的关系虽有论著涉及，但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尝试从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娟的态度及管理，分析国家对官员的身体控制。 　　所谓“娼”，在宋代包括家妓、官妓及暗娼等等，其中家妓在“家”这个屏障的遮掩下，与媵、妾的界限模糊，其身分地位因其与主人关系的亲疏而各异，家长常常可以自行决定家妓之良贱身分的转换，从而使国家对家妓的直接管理难以实现；暗媚则因其行为隐蔽而不易纳入官府的日常管理。因此，本文所指的“娼”主要限于官妓，她们由官府直接管理，其与官员的交往也就处在国家的视野之下。 　　 　　一、朱熹与唐仲友之公案的争论 　　 　　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朱熹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巡台州，发现知州唐仲友诸多问题，遂上书奏劾。涉及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台州营妓严蕊。《夷坚志》载：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睬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齐东野语》因《夷坚志》“不能详”其事，遂颇费笔墨地详加记述：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这些文人不惜笔墨，为一个妓女正名，认为严蕊是色、才、艺俱佳，且不屈于强权之人，不愧名列行首。严蕊因此“声价愈腾”，为士人追捧。 　　朱熹与唐仲友之公案，牵涉人数较多，数百年来判定其孰是孰非的争论不曾停歇，而有关该事件的起因则始终语焉不详，有待学者进一步厘清。本文选取这则公案，是因其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的较丰富信息，有关此案的记载也比较丰富。 　　撇开严蕊不论，也暂不辨事件的真伪如何，我们最关心的是案件主角唐仲友被劾的罪名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按劾人朱熹的说法。朱熹先后六次上书奏劾唐仲友，细数其行为乖谬。六次上书中，共出现7次“不公不法”的字眼。罗列的罪责主要有：“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贪污不法”；判案“多是曲法枉断”；“私造兵器”，等等。与妓女相交也是主要问题。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按唐仲友第四状》所述最详，其中，第三状具奏24条，涉及妓女的6条；第四状具奏20条，将前状的有些内容归并，有些加以强调，涉及妓女的共10条，内容包括唐仲友“不曾承准本州公文行下妓乐司照会”欲与严蕊落籍；“自到任以来，宠爱弟妓，遂与诸子更相腧滥。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蝶狎，虽在公筵，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