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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土地产权转变制度变迁分析 　　【摘要】在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混战之后，国家手里已无田可授，授田制面临崩溃的边缘。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各项制度安排是紧密匹配的，当邻域的某项制度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了之后，那么其他相关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调整。国家土地所有制转向私有的制度变迁正是在相关的外生、内生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而通过土地产权私有的变革，使土地制度跟相关领域的制度重新耦合，制度结构再次恢复了新的均衡。 　　【关键词】土地国有制；授田制；土地产权私有制；制度变迁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经济充分发展的开始时期，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商品经济日趋深入，私有产权形态日益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尤其以土地产权私有最为显著。土地的私有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经济的发展，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但是土地产权形态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唐安史之乱前，国家力图以主权者的身份，通过运用国家权力对土地进行控制、干预和调节，以限制土地兼并，唐中叶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在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封建土地国有制日趋萎缩，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不断被吞噬，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日益膨胀。[1] 　　但是，这样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格局并没有能够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相反，战乱使其被不断地打破和改变。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已不再控制在封建国家手里，而是被分割、下移，为各藩镇所掌握。[2] 两税法后，法制隳驰，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3]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不是光靠制度边界上的边际调整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大的制度变迁。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使游离于国家税赋制度外的潜在租金内部化，由于不能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去获取，所以必须重新设置一种新的土地制度。 　　事实上，包含产权形态在内的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与其他物品一样，也存在着制度变迁，即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所谓制度变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4] 　　宋朝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授田制基本被废弃，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土地的商品化，允许其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国家不再加以干预，甚至立法加以保护土地私有产权。这一土地政策对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变土地国有为私有。也就是统治者默认了民间大量土地自由转让的现实。此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终于以完整产权的形态出现了。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于是出现了圩田、沙田、架田、葑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称谓，使宋初不少土地荒芜的情况到了宋真宗时期变成了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5]的景象。 　　第二、土地买卖自由迫使土地所有者提高效益。不抑兼并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更加激烈。所谓田产其有者，厚价以买之。[6]土地的流转使得土地向部分有投资能力的人手中集中，起到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并有能力的人不仅可对土地进行投资，而且能够实行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三、契约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租佃制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并以最小成本获得生产资料，地主以更大份额获得土地收益。另外，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并可以独立进行转移，在佃客中出现了二地主、佃富农，他们可以将自己租佃土地的所有权及租佃权进行再度买卖或转让，使其有机会通过积蓄财产购置土地而上升为主户，[7]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第四，制定完善的法律、法令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尤其以田产交易的规定最为详细，史称，官中条令，为交易一事最为详尽。[8]这些法律规范不仅确保了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使土地所有者受到国家的明确保护，而且规范了土地交易与租佃关系，保护各方主体的权益，提高了佃农以及地主阶层耕种和占有土地的积极性。 　　第五，土地私有间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提高了生产效益。农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地主阶层由于占有土地数量的增加而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其消费需求不断提高，也从客观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土地产权形态发生变化后，主户与客户的租佃关系获得了很大发展。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大大增强了经济活力，另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直接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故从长期效应来看，土地国有向土地私有的制度变迁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是一种财富创造效应。 　　 　　【参考文献】 　　[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