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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讲史平话史学史研究价值 　　摘要：宋元讲史平话属于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史学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关键词：宋元讲史平话； 史学社会化； 史学小传统； 历史观念； 史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勃兴，民间“讲史”应运而生。民间说话人的“讲史”，同着眼于资治、鉴戒的正统史学大异其趣，让史学走出“庙堂”、“士林”而深植于市井巷陌，推动了史学向民间的深入。随着社会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推广，元代在宋代基础上大规模刊印了说话人据以讲说的话本用以售卖，这些刊售的话本也被称为“平话” （1），其中的讲史平话上承唐代讲史变文，下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甚至历史题材戏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宋元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地位突出，是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史学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表现了宋元民间的历史观念，也折射出宋元民间对正统史学的态度，具有较高的史学史研究价值。 　　 　　一、宋元讲史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正统史学是一种远离大众的“贵族”学问。先秦巫史不分，史书具有神谕性质，成为史官用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工具。孔子作《春秋》，使史学记述从神事转向人事，其后的正统史学主张资治、鉴戒，因其“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治学旨趣而成为君主与官僚士大夫的经世之学，一般社会大众不得染指其间。但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向社会深入、在大众中普及的社会化过程。宋元讲史及作为其书面发展的平话就是社会化的史学形式，将史学从“名山”事业、载“道”之器转向商业化、娱乐性运作，从而让史学深入民间生活腠里，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意义重大，“其可靠性未必能胜过‘正史’，其影响作用则不在‘正史’之下”[1]。具体言之，宋元平话在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宋元讲史平话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宋元讲史与平话发端与唐代，与唐代“市人小说”和佛教俗讲经文关系密切。唐代已经出现了说话人和话本，郭??《高力士外传》就将“讲经，论议，转变，说话”并列。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在当时已经流行。包括讲史在内的说话作为一种职业，应当与唐代讲说历史故事的市人小说有关。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云：“予太和(827-835 )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可以想见，讲史艺人承继并发展了唐代小说艺人的事业。在唐代，一些历史故事也以佛教俗讲的形式进入民间，并以变文的形式流播，近人所编《敦煌变文集》中的《捉季布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等即属此类，这些变文与话本关系密切，有的被认为是唐代的话本。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勃兴，唐代的民间历史讲说遂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讲史。北宋时，书籍刊印空前发展，国子监以外又出现了私人书铺；南渡后，杭州、建阳等地的私人书铺更是大为发展；元代通俗读物的刊行比两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背景下，宋元说话人据以讲说的话本被越来越多地作为通俗读物刊售。讲史平话在商业运作过程中，逐渐超越说话人底本的基础而具有自身特点。《五代史平话》就经过了刻印者的删改和“按鉴编纂”[2]，元代建安虞氏于至治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更采取了图画和文字并出的版式：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印图画，下面三分之二印文字，图的右上角标与下面或前后文字内容相配合的小字画题。《全相平话五种》的版式和图文都相当精美，较前代通俗读物为佳。内容活泼、印刷精美的平话大量刊行推动了史学社会化的步伐，成为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先声，《封神演义》之脱胎于《武王伐纣平话》，《三国演义》之取材于《三国志平话》，已多有学者论证。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在形式上也对宋元讲史平话有所借鉴与继承。现存宋元刊刻讲史平话七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都刻有阴文，即黑底白字的文字。阴文是说话人为自己演说方便而在话本中标出的记号，书商刊刻时未加删除。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对这种阴文进行了借鉴，讲史话本阴文中的“诗曰”形式成为明清“章回小说中每章之首有诗开头的渊源”[3]。不仅如此，包括讲史平话在内的宋元说话甚至对于后世戏曲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4]从内容上看，宋元讲史平话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换阶段。从传世文献来看，唐代的市人小说和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