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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实践中介表达 　　摘要：文艺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一种以社会心理为中介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的心理机制贯穿于审美意识形态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它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主体形式的心理动机；文本内容的心理叙事；艺术形式的心理含蕴；艺术接受的心理体验。这四个方面及其密切关系现实地建构了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独特审美过程及其机制。 　　关键词：文艺意识形态；实践；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6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视阈中，言说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不但意味着探究其对于经济基础和现实生活的结构性反作用过程及其历史效果，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探究这种实践反作用过程的特殊结构与微观机制。而作为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能动性的中介机制，社会心理就现实地实现了它对于复杂性与灵活性的实践性诉求。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实践机制的主要内涵就是，通过对个体情感态度、意志情绪、习惯信仰的表现和改造来逐步达到改善与调节整个社会心理及时代精神的目的，通过净化和提升个体的人格结构和感知方式来改善整个社会性格和行为方式以促使新型个体与群体的出现，而这些新型的人和人们利用物质实践活动就能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从而实现文学艺术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实践性目的。 　　 　　一、心理动机的主体维度 　　 　　就文艺意识形态的创作主体而言，经济基础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心理既是他们产生创作冲动的直接源泉，也是他们想加以表现和改造的对象。艺术家之所以会形成强烈的创作动机，主要就是由于直接受到某种流行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的刺激与影响，这种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逐渐内化为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和特定情结，使他们切身地体验到生活的美好或丑恶，从而形成强烈的表现冲动与创作意向。很多作家的创作都说明了这一点，巴金曾经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1]41作为艺术家进入创作过程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社会心理构成了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动机阶段，就此而言，没有受到情绪感染并积淀了丰富心理体验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创作主体或进入创作状态的，像“愤怒出诗人”，“不平则鸣”，“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等，就是对于这种情况的描述，鲁迅之所以会弃医从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可以归结为当时懦弱的国民性格和淡漠的情感心理对于他的刺痛与体验，面对这样消极的社会心理，鲁迅强烈感受到必须以文艺的方式来对国民的社会性格进行精神启蒙，所以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和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也是着眼于他的文艺创作反映并表达了当时千千万万的农民所共有的不满现状但又有些迷茫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因此，托尔斯泰的创作又显示为一种揭示人性结构和心理情绪活动的复杂的心灵辩证法结构。 　　正是基于问题的这种提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要真正实现他的改造人性与变革社会的实践性目标就必须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来表现时代的普遍情绪，并诉诸对人们社会心理和情感态度的改变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洞见社会心理与生活现实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状貌和互动关系，因此，艺术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普列汉诺夫在评价高尔基创作《仇敌》剧本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时就是立足于从社会心理方面来论述其所具有的实践性价值与意义的，他说，“描写阶级斗争的艺术家，应当向我们表明，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是怎样受到阶级斗争支配的，阶级斗争是怎样决定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总之，这样的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心理学家。高尔基这篇新作品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它在这一方面已经符合了严格的要求。《仇敌》恰好在社会心理方面是很有意思的。我很愿意把这个剧本推荐给一切对现代工人运动心理感兴趣的人们”[3]。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高尔基不但要强化地表达火热的阶级斗争所催生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与时代情绪，而且还在于从实践性的角度来表达这种社会心理与时代情绪对于人们生活和革命运动所具有的积极反作用。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的英文版序言中对自己的创作所作的评价也印证了创作主体对于社会心理的重视，他评价说，“这部小说在英国竟被看成是‘异域情调’的作品，这使我颇感不安。如果英国读者通过这种对欧洲人陌生的哥萨克生活的描写，还能看到另外一点：即由战争和革命而在生活中和人的心理上所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那么，我将会感到高兴”[4]。可见，作家所要传达给人们的主要是某种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