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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工作社会化社会转型时期宗教管理模式新思路 　　摘要：社会转型使得我国宗教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实行的行政主导型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单纯依赖法律手段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当前形势下，宗教工作社会化是拓宽工作思路、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引导宗教和谐发展的新突破。 　　关键词：宗教；管理；社会化；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B91文献标识码：A文章标号：1008-6269(2011)05-0056-04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应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也先后经历了主要依靠政策的行政方式、政策与法制并用以及推行主要依靠法制手段三大管理模式变迁历程。显然，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法律的进入非常符合国人孜孜以求的“依法治国”理想，符合现代社会政府角色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然而，欣喜之余也应该看到，单纯依赖法制手段也有局限性，难以及时有效解决许多现实问题。譬如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影响下，“制度性宗教”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过去所沿袭的集体性、公开性的偶像崇拜为主转变为以个体化、非公开的自我崇拜为主，“从他救转化自我拯救，从而形成带有明显个性化特征的宗教”[1]。宗教的精神功能渐强而组织功能渐弱的趋势，对于单纯依赖法制手段做好宗教工作构成了挑战。现代社会宗教管理工作不仅要做好宏观工作，把握大局，更要注重微观维度，更贴近人们的公共精神生活需求和日常宗教生活小细节。法律本身的僵硬性、高度抽象性决定了宗教事务的许多微观层面无法涉及或者深入，并且实践中在多数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仍然以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为主。我们需要继续开拓思路，探索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动态发展变化，满足宗教事务不同维度的需求。在当前的情况下，宗教工作社会化是一个较好的新突破。 　　一、宗教工作社会化之含义 　　宗教工作社会化，是相对于以往行政主导型的宗教工作而言的。宗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正如赵紫宸先生所言的“群体中的群体”“大社会中的小社会”[2]，其特殊的敏感性使得与之相关的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由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过问，别的政府部门不愿管也不敢管，而民间的社团组织、社会工作者更无途径参与宗教工作。宗教管理部门采用的主要管理方式是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单向行政管理体制，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宗教工作本身点多面广，信徒数量庞大，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性强，崇拜形式多样。仅仅依靠宗教事务管理局一个部门“唱独角戏”，用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极为复杂的高难度工作，往往既分身乏术力不从心，又容易采用一刀切的僵硬工作方法，缺乏鲜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社会也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凡是公共事务只要与宗教沾边，就推给宗教事务局，常常小事拖延成大事而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一旦出了状况，宗教事务局就总是被指责为工作不力，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陷入出力不讨好的被动境地。 　　宗教工作社会化，是指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在政府的领导下，采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样化的方式，充分挖掘和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增进社会各层面对宗教工作的了解认识，动员参与、支持宗教工作，动员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协调宗教经济、社会事业的各方面发展，同时自觉抵制各种消极因素，是社会转型时期宗教工作的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特点有三：其一，将宗教工作“脱敏”，宗教事务只不过是诸多公共事务之一，在认识上不再将其特殊化或隔离化；其二，去单一行政化，既然宗教工作只是公共事务的一种，就应该顺应其公共性、社会性的本性，动员政府各部门和民间各方参与其中，特别要积极吸引民间社团、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而不再由宗教事务局包揽全部，由过去单一直线型行政主导变为多维度立体网络型社会共治模式；其三，充分放权，宗教事务局在宏观上负责宗教事务的引导、联络或动员，微观事务则充分下放管理权力，交给街道、社区、行业协会、宗教团体、社会公益组织等，一些发生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的轻微事件则由治安、工商、环保等部门负责依法处理。总之，宗教工作社会化的主要优点是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便于动员各方的参与意识，突破条块分割的“瓶颈”，发挥“大部制”改革所确立的“大社会”理念的聚力优势，整合各个领域的资源，适应了现代社会我国宗教发展的大趋势。 　　二、宗教工作社会化的现实依据 　　宗教起源于社会生活，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宗教事务作为一种社会事务，对其管理模式也应该随着社会动态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正在经历全面的社会转型，宗教工作社会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现实要求。 　　（一）我国宗教信仰与表达的“非制度化”趋势 　　一种宗教包括精神属性和组织属性两方面的内容。在社会转型的潮流中，我国宗教在这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