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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实证研究 　　着眼于官员晋升压力这一视角，使用我国2007-201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性质上市公司中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上市公司，官员晋升压力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面对晋升压力时，政府官员对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均会产生干预，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 　　官员晋升压力过度投资股权性质 　　一、前言 　　MM理论认为在完美的市场假设下，公司的投资决策取决于是否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机会，而与其他因素无关。但在现实世界中，公司的投资决策往往受到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Stein，2003），出现投资行为异化，即发生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但是源于西方发达市场的理论能否较好地解释我国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呢？程仲鸣等（2008）及张洪辉和王宗军（2010）指出仅从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忽视了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政府和官员及其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渗透于公司财务决策的诸多方面，因此研究公司的投资行为不能忽视这一制度背景。为此，本文选取我国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官员晋升压力角度，考察了官员晋升压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性质上市公司中的差异。本文不仅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研究拓展到官员晋升压力的视角，考察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晋升目标，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丰富了政府官员与企业关系的文献；而且全面考察了官员晋升压力对国有和私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官员也会利用辖区内私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来实现晋升目标，丰富了之前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过度投资的度量 　　本文参考辛清泉等（2007）使用的模型对过度投资进行计量。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如下： 　　模型（1）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因变量Invest为当年的资本投资量；Growth为上一年企业增长机会，用上一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Lev、Cash、Lage、Size、Return、Linvest分别表示上一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上市时间、公司规模、股票收益和资本投资量；μ为残差项。此外，模型还加入行业变量Ind和年度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回归残差μ为正表示过度投资Overinv。 　　（二）官员晋升压力的度量 　　考虑到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由此推断，中央在考核省级官员时，会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因此，我们选择了中国统计学会发布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 DLI）作为官员晋升压力（Prom）的代理变量，该指数越大说明官员辖区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越明显，则其晋升压力就相对越小。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对地方官员考核的一般规则，我们使用滞后一期的“地区发展和民生指数”度量官员晋升压力。 　　（三）官员晋升压力企业过度投资 　　将所有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和私营上市公司，利用模型（2）考察官员晋升压力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其中：Prom代表官员晋升压力，用本文构建的官员晋升压力指数作为代理变量，用来考察官员晋升压力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Control表示官员特征和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官员特征变量包括：官员任期（Tenure）、年龄（Oage）、官员任期和年龄的平方项（Tenure2、Oage2），企业特征变量包括：管理费用率（Amd）、大股东占款（BSCO）、自由现金流量（Fcf）、股利分配率（Divid）；ω为残差项。模型（2）中的系数β1符号应为负，即官员晋升压力越大（Prom越小），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年-2013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相继删除了被特殊处理、同时发行B股和H股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11105个观测值。在之后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进一步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将所有样本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私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发展和民生指数”（DL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中国统计学会：2013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报告》；省委书记的任职时间、年龄等数据来自人民网、新华网，并通过百度和地方政府网站进行确认。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处于0-1%和99%-100%之间的连续变量的极端值采用了Winsorize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