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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研究 　　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宁可先生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研读过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参与过很多历史理论问题的研讨。因此，他善于从理论的视角把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从宏观的视野来分析历史事物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听他讲课，还是阅读他的论著，你都会感到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理论的穿透力。从上世纪50年代参加历史教学工作以来，他就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积极投入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术界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中，农民战争是一个热点。宁可先生对农民战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与学术界的讨论。他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其次，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政权，即建立农民的专政，尽管它是不巩固、不完全的短期专政；第三，农民由于阶级与历史的限制，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是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当时，学术界有人否定农民建立自己政权的可能性，认为不存在建立一个“农民政权”的经济基础。还有人认为，由于农民的小私有者地位，他们的起义只能是自发的，不可能建立政权。宁可先生认为，农民本身固然是不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政权的，因为农民不能改变社会制度，不能在经济上解放自己；再者由于他们本身的落后、保守、狭隘、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农民政权不能巩固和长久保持；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民战争不能建立起短期的农民政权。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也是“文革”前史学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民经济分散落后，他们不了解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不理解皇帝是什么角色，他们需要专制皇帝来代表他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并没有表现出皇权主义性质，中国农民不仅反对地主，也反对封建皇帝，不能因为农民起义领袖名义上称王称帝，就把他们当成皇权主义者。宁可先生则认为，应当承认中国农民有皇权主义思想，农民战争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皇权主义并不是农民思想和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宁可先生认为，皇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是由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决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因此必须有一个权威来代表他们；同时，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他们不可能自己创造出一种符合自己需要的政权形式来。 　　对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宁可先生也发表过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自发的革命而不是自觉的革命，但这不等于说，在农民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说，两千年间农民斗争的觉悟性没有任何增长。如果只强调农民战争的自发性。连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某种觉悟性和这种觉悟性的逐步增长也一并否定，那就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一面了。 　　在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中，宁可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让步政策”来概括这一历史现象。当时有些同志对农民战争爆发后封建王朝采取的政策做了不适当的估计，把封建王朝政策的内容简单归结为对农民“让步”，同时又常常过分扩大这种所谓“让步政策”的适用范围，过高估计“让步政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宁可先生认为，这样的表述容易导致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忽略农民革命的特点和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宁可先生积极投入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大讨论，成为讨论中的核心人物。当时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在认识上有分歧。1963年，林甘泉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批评翦伯赞对历史主义观点的认识，强调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宁可先生应《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同志之约，在《历史研究》上以《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为题发表文章，针对林甘泉文章的观点，指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同时指出，把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的统一看做是内容完全一致的，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做是必然的，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于是展开了热烈讨论。没过多久，林甘泉写了第二篇文章，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作为唯物史观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有着不容分割的内在必然联系。宁可先生也写了关于历史主义的第二篇文章《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196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他指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历史主义侧重的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阶级观点则侧重于根据阶级划分和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