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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先生隋唐五代史研究 　　宁可先生的学术研究，从专题来说，主要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及敦煌学等；就断代而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和隋唐五代，并延及宋代，乃至明和晚清(近承宁欣师姊相告，宁可先生正在撰写一部《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则其断代研究已至宋元明)。宁可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侧重于文化史、社会史和敦煌学。这一变化，与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演变大致吻合――研究者个人很难完全摆脱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反映着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如果说宁可先生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农民战争史等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多少有一些“跟着走”的意味，那么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围绕着汉晋“社”所作的研究，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中确实是先着一鞭的，而且这一研究直接导致了此后他对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关于隋唐五代史，宁可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政治史等方面。敦煌学虽然在时段上有与隋唐五代史并列的内容，但它已经成为专门之学，本文不再赘述。收于《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的隋唐五代史方面的论文共有7篇，其中最早的2篇发表于1959年，讨论的是赋役和财政制度问题；还有3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分别发表于1961年和1962年；另外2篇有关隋代和唐末五代政治史的论文，分别发表于1984年和1997年。20世纪90年代，宁可先生还主编了《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 　　宁可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5篇文章，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史料的重视。也许是巧合，这5篇文章当中，有4篇是与其他学者进行商榷的文章，而商榷又都是围绕着对史料的解读来展开的。宁可先生对史料的广泛收集和细致辨析，与当时那种过分强调理论、忽视史料的学风有着明显的不同。 　　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一章中，提出了唐代中央财政“江南地方化”的论断，即唐代到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原来南朝的财政制度。宁可先生撰写了《中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问题》一文，指出陈先生举出的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只是一个事例，即南朝曾经实行的“纳布代租”之制，而这一事例作为该论断的证据“不能算是充分的”；况且这一制度在唐代并未推广到全国，其实行仍仅限于江南一地。在此基础上，宁可先生进一步指出，陈先生的“考据和议论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在陈先生看来，南朝的财政特点是“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而在宁先生看来，“纳租代布”并非“关市之税”，而是“田租的变相”，因此并不能证明所谓财政“南朝化”的问题。宁先生认为，除了“纳租代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能够证明陈先生有关唐代中央财政“南朝化”的论断，于是他对此作出结论：“一直到玄宗末期的天宝年间，唐代中央财政制度仍是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惟受谷帛之输’的北朝系统i并没有‘南朝化’。” 　　“纳租代布”属于“折纳”。宁先生指出，“折纳”并非南朝所独有，在唐代，“折纳”的实行十分普遍，地区不限于江南，品种不止于布米，实施时间也不仅在武则天、唐玄宗以后，因此，“视之为唐朝中央财政制度由所谓北朝系统转变为‘南朝化’的重要证据，其实并没有充分的根据”。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史实的分析，宁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之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有架空之嫌”。 　　至于近年来经济史学界有关“南朝化”的讨论，虽然也使用了“南朝化”的概念，但是内容却有所不同。 　　关于唐代农民的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岑仲勉、韩国磐先生曾举《通典?赋税下》所载折布规定以及敦煌户籍残卷为据，认为均田制下农民所应承担的“租二石、绢二丈”并非定额，而是依户等而有变化。对此，宁先生撰文《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通过对岑、陈二位先生所据以立论的史料的辨别，指出《通典》所载的折布之制“绝非均田制度下普遍、长期的规定，不能用来证明唐前期农民的租调负担普遍可按户等高下而有所变通”；至于唐代敦煌户籍残卷，宁先生将“课户见输、课户见不输”的情况列成表格，让大家直观地认识到，民户赋役与其户等并无对应关系；宁先生认为，户等与民众负担轻重的关系，其一表现在户税、地税的征收，其二表现在授田以及力役或兵役征发的先后，其三表现在赋役的蠲免、赈贷的标准等等；而户等与租庸调负担并无关系。今天看来，宁先生的这一认识已经成为定论。 　　在这一时期，宁先生还发表了3篇有关唐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其中《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尚让的结局》两篇以辨析史料为主，说明当时人对相关史实的认识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