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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创作探讨 　　摘 要：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的力作，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具有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该小说自问世以来，影响十分广泛，在国内外有着庞大的读者群。自电影《白鹿原》公映后，各方面争议不断。鉴于此，作者从故事情节、人物设置、表演、电影画面四个方面就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创作进行思考分析，提出见解。 　　关键词： 《白鹿原》 小说改编 电影剧本 　　《白鹿原》在出版了二十年后，终于通过电影的形式面世了。这部小说刚刚在《当代》杂志登载后，已经引起了很多电影制作公司的浓厚兴趣，可是整整二十载过后，这个期望才从理想照进现实。 　　《白鹿原》为什么被称为“最难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我想这个“最难改编”体现在多种维度上。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白鹿原》聚焦了关中平原两个家族跨越几代、多种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恩怨纠葛，人物繁多，线索复杂，如何取舍改编是一个根本的难点。即便文学本创作出来，如何发挥电影特性的优势，把事件的枝枝节节在有限的电影叙事时间中有意味地再现，对导演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作品文学素质越高，那么改编作品就越是难以和它相媲美”[1]小说诞生的同时，另一位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亦横空出世。这两部作品被视为“陕军东进”的代表，尤其因为“填色加框”（指两部小说都有大量情色描写）、“天价稿酬”等现象曾引发文化界众多争议。不仅如此，两部小说也并不符合当时主导的意识形态，政治上显得“不太正确”。以《白鹿原》为例，书中涉及大量农村基层搞农会、闹革命的内容，但与过去《暴风骤雨》、《红旗谱》这类作品相比，陈忠实却没有因循老路，他毅然地选择在更宏观的立场思考民族国家的苦痛和人性与宗法的二元背反，由此大大扩展了作品的深刻内涵。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白鹿原》被影像化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虽然在1997年拿到茅盾文学奖，但很长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小说甚至后来的戏剧版本（归文化部管理），电影却一再难产。今天王全安的影片上映后却反响平平，导演费尽心血投拍这部大戏，最终演变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一次经历。而造成这一缺欠的主要方面就是改编问题。 　　陈忠实在小说开头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样的题记已经确定了《白鹿原》的事实基调。但是电影剧本改编后，情节的主要部分竟然成了田小娥的故事。田小娥在原著中属于女性斗争失败的悲剧典型，但其经历并不是小说的主线，田小娥的死发生在小说的中下部分，后面还有非常复杂和波澜壮阔的情节发生。然而公映版的《白鹿原》在田小娥死后基本只剩下二十多分钟的情节。这样的剧本存在太过明显的硬伤，一是故事主线偏差，二是故事情节不完整。如此动人心魄的一本文学杰作改编成电影竟然变成这样，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公映版的《白鹿原》存在严重的情节不完整。故事到1938年便戛然而止，而且结局是完全脱离原著的创作，小说中日本人根本没有袭击白鹿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小说所表达的白鹿原的那份神奇。而电影里，白鹿原被炸了个稀巴烂，情节就莫名其妙地炸完了。陈忠实的小说讲了近半个世纪的人事纷争，很多重头戏都在抗战之后发生，尤其是黑娃这个重要人物的结局和白鹿两家争斗的最终结果都是在其后发生的。情节安排和剧本结构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剧本主线即已出现偏差，因此情节上就不再是一部渭河平原上面的民族史诗，而成了偷情偷房的情欲大戏。这一点实在让稍有见解的观众都难以接受和苟同。 　　剧本上的缺陷是电影的致命伤，然而如果说在人物设置和塑造上面有所弥补的话，那么电影仍然有出彩的机会。但导演不仅在情节主线的把握上出现偏差，在人物设置上也犯了巨大的错误。原著中陈忠实运用了“地方神话”这样一个文化学上的重要概念――以“白鹿精灵”象征一种至高的仁义道德观，而小说中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以及白嘉轩的女儿白灵是两位与白鹿精灵直接发生联系的人物。朱先生代表的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而白灵代表的是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意义对于《白鹿原》整部小说的史诗概念都是很明确的，但王全安竟然彻底删除了这两个人物。如果说删除白孝义和白孝武是无关紧要的，而且电影创作也难以容纳和表现如此多的人物的话，那么删除白灵和朱先生简直就是鲁莽粗暴。从小说的整体布局来看，田小娥这个人物的戏份完全可以压缩，女性戏份的重点应该放在白灵身上，而且白灵和鹿兆海的爱情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戏份。他们两人的爱情代表的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更是一个隐晦的政治比喻，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和现实价值。而电影版将如此重要的内容连根拔起，全然不留。 　　人物塑造上，作为一个熟知原著的观众，我尚且未感受到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持续而又明显的明争暗斗，那么不熟悉原著的观众想必更是看得云里雾里。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争斗是不同人生观的争斗，代表的是两种仁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