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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取证思考 　　证据可以说是司法机关定案的基石,在公诉部门审查起诉期间,少不了对案件证据的细致审查,什么样的证据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都必须作出明确的判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密切配合。公诉部门引导侦查机关取证,与侦查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及办案效率,这是一项值得积极探索的重要改革措施。所谓“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取证”是指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以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主,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和完善诉讼证据,强化侦查监督工作,以确保公诉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的一种工作机制。现笔者结合近几年在公诉工作实践中所办理的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存在的质量问题,谈一下如何加强“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以确保公诉案件质量。 　　一、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存在的质量问题及对公诉质量的影响 　　笔者自进入公诉部门工作5年以来,办理了各类刑事案件近600余件,总结所办理的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一般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取证不及时,导致证据灭失。如一些群体性轻伤害案件,基层公安派出所往往接到报案后,看到伤势不重,先是让犯罪嫌疑人出钱给被害人治疗,而忽视了调查取证,导致双方都进行串供,而错过了最佳取证时机。最后双方各执一词,很难还案件以本来面目。如我院起诉的程淑华故意伤害案,被害人与程淑华发生纠纷进而撕打,法医鉴定被害人受轻伤,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调查取证,后由于调解不成,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认为事实不清,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后,由于在自诉程序中律师的介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找了一部分人作证,失去取证的机会,导致该案难以处理。 　　2、不能正确认识逮捕性质,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后,不再进行取证就直接移送审查起诉。逮捕是“刑诉法”规定的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而我县公安机关的评比却以逮捕人数作为评先的依据,从而使公安侦查人员重批捕而轻起诉。一些公安侦查人员也认为,检察机关既然能够批准逮捕,就证明案件质量已不错了,就直接移送审查起诉,导致大部分案件的证据仍停留在提捕阶段的水平。 　　3、固定证据手段单一。首先在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方面,只是在犯罪嫌疑人作一次有罪供述后,其它若干次讯问均简单地重复以往的供述是否属实,不是每次都固定其供述的详细情况。在移送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往往都在5份以上,但能够反映其犯罪事实的全过程的一般只有一次。如果犯罪嫌疑人庭审翻供,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是否成立,让法庭很难作出评判。另外侦查机关在固定证据的手段上大多靠传统的方法,以笔录的形式进行,没有用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的手段进一步固定。 　　4、收集证据不全面。首先是收集证据的种类不全面。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刑事证据,而公安机关只注重收集言词类证据,而忽视了其它种类证据的收集。一些侦查人员只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忽视其它相关证据的收集。往往认为犯罪嫌疑人已认罪了,案件就成功侦破了。而我国“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其次是注重对一罪或一起犯罪事实的证据收集,而忽视其他犯罪或多起犯罪证据的收集。在涉及多起犯罪事实或多个罪名的犯罪案件中,一些侦查人员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只要查实其一罪,或查实其一起犯罪事实,就足以对其逮捕、定罪、判刑,而不注重对其他犯罪事实或多起犯罪事实证据收集。再次是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和加重处罚的证据收集,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其辩解的证据收集。 　　5、收集证据重实体而轻程序。一是收集证据的主体应是2人以上的侦查人员并应在笔录上签字。实践中大量存在只有记录人签字,而共同讯(询)问的侦查人员未签字的情况。或存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人出现在多个讯(询)问笔录上进行讯(询)问的情况。如我院起诉的吴光前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中,就出现了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既讯问犯罪嫌疑人又询问被害人的情况。二是证据文本不符合法定要求。存在调取书证时缺乏取证人签名及书证来源的记录,勘验笔录没有证人的签名或盖章,鉴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签名或盖章,告知权利不全面等现象。另外亦存在询问未成年人笔录中无法定代理人签字的情况。 　　6、对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没能引起高度重视,往往退而不查,或查的不全面、不彻底。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往往对公诉证据标准理解不够,认为其已侦查的现有证据足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其对公诉部门人员提出的补充侦查意见往往带有抵触情绪,不能积极的对须补查的问题进行认真侦查。 　　由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存在以上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公诉工作的质量:由于取证不及时,造成案件质量不高,给公诉部门增加很大的补查工作量,而有些证据由于时过境迁,证据灭失,无法补查,造成对部分案件不能提起公诉或影响公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