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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稳定工作个案解读 　　先看两组数字：一是2012年全国共招录公务员18.8万人，其中中央机关1.8万人，地方17万人；二是北京市今年各高校有7.7万的研究生毕业，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意向已经是老生常谈，先公务员次事业单位再次央企国企等，甚至抢着去环卫局，就因为能捞个事业身份。今年又有新情况，求职者对中高院校有了更大的热情，像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虽然招聘职位特别严格，要求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全国科学竞赛一二等奖证书等，但仍然吸引了不少应聘者。就是为了能留在北京，更希望有户口，有一份“稳定、可持续”的工作。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特成熟，特实际，而我们20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说就业好、机会多、人傻。比如找上门的有铁道部党校，在北太平庄附近，离北师大近在咫尺，我们一帮人就没有愿意搭理人家的。当然，现在看铁道部的水够深，不去也对。80年代进中央和北京市的大机关，今天混到司局级以上的大有人在。可那时的年轻人有“不知趣”的，90年代初形成一阵风，说走就走了。 　　最有名的如中坤集团的黄怒波先生，前几日在央视一频道的“公开课”开讲感慨：如果不离开中央部委，现在也会是部级干部了。再比如著名京味文学作家、《北京晚报》高级记者刘一达，1985年开始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1991年去了《北京晚报》。《北京纪事》的专栏作家步雄先生1985年～1990年在市委组织部，后来就出来了，现如今供职于市属大企业北辰公司。他们都没了官位，这是真事。2013年1月11日《北京纪事》北京精神宣讲会在宣武商务酒店紫金厅召开，见着他们又核实了一下。 　　我大学同学，当年去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局的，跳槽到报社电视台，成了文化学者、老记；在国家体委的现在自己开物业公司；更有离开教育部去深圳，从此玩“消失”成了单干个体户。如此行事的优劣，曾经让不少人纠结，专栏作家连岳的一段文字，比较切中要害，看了有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灵安慰。他说：“最近刚好有件事，接触了一些公务员，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几位20多年前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的人，在发达城市当公务员，竟然有不知道电子邮箱为何物的人，而且不是个例。若不是自己的经历，我绝不会相信别人类似叙述——我相信读者中也有很多人不信我说的这件事。这也是我不建议优秀人才去当公务员的原因，这种职业太过安稳，对知识和技能几乎没有更新要求，用进废退，再聪明的脑袋，在这种环境中，都会变笨。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损失。只有竞争，那种强手压境的风险，才能让一个人的本事越来越大。这种危机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看得出来，不过这仍然无法阻止中国那种高达一万度的公务员热。如果中国做实业越来越难，开发度与自由度下降，那么公务员热还会继续升温。为养活他们，必须得收更多的税，做实业就更难——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家破产，跟公务员臃肿的希腊一样。”（摘自《北京Time Out》双周刊2012第22期） 　　我对“性格决定命运”论调深信不疑，198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之多就不说了。是新思潮影响，也是性格鬼使神差，我放弃了从政、从军、从商、从教的N个机会，去了位于北京车公庄附近，市委党校院里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已改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科研处一呆就是7年。走上社会就遇着几位好领导，最先见到的顶头上司处长是已故的高起祥院长。我在他手下整一年，1985年10月他调到市委组织部，后来任副部长兼市委副秘书长。1991年4月他又回到社科院当院长，在这之前不久我已离开，去了福州市政府驻京办，工作关系出了北京。 　　还是说高院长，最近看北京国安超重量级球迷、社科院老朋友金汕兄2005年的回忆，甚是感人，抄录如下： 　　我是在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在河南林县得到了孟固的长途知道高院长去世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的，我感到非常震惊。在这期间，我给孟固回了电话，一再询问，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尽管我也知道奇迹发生不了。我感到这个黄金周是如此的不快。 　　我认识高老师是在24年前，当时我是文学所的年轻人，他是文学所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有几次骑车一起回家。他没有什么领导的架子，他在调入我院以前已经是北京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了，而到我院担任所一级支部书记反而没有了行政级别。我有些不解，他说他喜欢做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乃至今天，像高老师这样愿意弃官从文的人少之又少，足见他对做学问的偏爱。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急需补上更多的人才，他说80年代初，日本研究鲁迅的就有3000人，而产生鲁迅的国度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80年代初我们到密云调研的时候，奔走在崇山峻岭之中。其实那时候也挺苦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也好，他说我们的调查一定要讲真话。而且我们到了密云最穷的番子牌乡，我当时看了很震惊。隆冬三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