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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战战犯审判法律困惑之解读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即对战争罪犯和战争犯罪集团的审判。在当时的国际法背景下,两大审判面临着诸多法律困惑。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对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的几个法律困惑进行解读,以法理根据排除对两大审判的种种质疑并促进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的引入和发展。相信罪刑法定原则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以及在国际法下追究个人所犯战争罪行的刑事责任、保障人权,会产生深远意义。 　　关键词: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罪刑法定;国际法责任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42―02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四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十一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而这两个军事法庭宪章属于事后法,适用事后法审判战争罪犯,这与国内刑法秉承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罪刑法定原则遭遇国际刑法境遇新挑战。 　　一、两大审判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暗合 　　纵观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两大审判在“形式上”违背国内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但在“实质上”和罪刑法定原则是契合的。“由于罪刑法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尊重人权的意旨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必须从实质上保障人权(实质的人权保障原则)。这就要求超越形式的法律主义的要求而实现刑罚法规的正当。”[1]传统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现在则其进一步要求刑法的内容适当、正当,侧重“实质的侧面”[2]。(1)实质正当性要求刑罚明确性。明确性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国际刑法实践还在起步的阶段,要求战争罪详尽地予以规定不太现实。(2)实质正当性还要求刑罚的适当性。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刑罚的适当性和谦抑性得到很好的贯彻。纽伦堡审判仅指控24名战争罪犯,最终有12名罪犯被判绞刑,其余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无罪释放。东京审判中共起诉28名战犯,最终只有7 名被判绞刑,其余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3)实质正当性还要求审判的程序正当性。实质正当性在大陆法系较少包含程序上的内容,但英美法系中更强调程序正义,其实体正当、正义性通过程序正当、正义性来展现。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11月4日至1946年10月1日共开庭403次,传唤200多名证人,律师提供的书面材料30多万条,收集证据达4 000多吨。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3日上午正式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结束,审判历时两年多。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处理的书面证据达4 336件,判决书长达几十万字。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均由当时世界权威国际法专家组成,充分实现了程序和实体正义。只就说明两大审判看似已经脱离罪行法定的束缚,但其正当性、合法性及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暗合。 　　二、两个军事法庭宪章的溯及既往的效力 　　对国际刑事罪犯进行审判必定要依据国际法中的刑事法规范(即国际刑法规范)。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公理性原则,其内涵之一是“法不溯及既往”,即行为人只能根据已经实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行为必须有法律预先规定犯罪并告知令人去遵守。那么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应否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力求从程序、实体法上赢得世界人民(含被告人)对审判的认可呢?问题的解决有三种途径。问题解决路径之一:行为时的法律寻求。两个军事法庭宪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当时既存国际法为基础拟定的。审判主要依据还是既存国际法惯例条约、战争法方面的条约,包括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关于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条约和习惯;战时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条约》等等。依据当时诸条约,发动侵略、破坏和平和违反人道的战争行为亦是国际犯罪行为。问题解决路径之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审判程序制度。一方面,英美法刑事诉讼制度讲求对抗主义,有利于被告人抗辩,程序上更加正义;另一方面,英美法系有判例法传统,在审判中法官遵从先例,法官可以造法,“罪刑法定”原则之矛盾在英美法系语境中不太凸显。但“法官造法”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亦被严格限制:即法庭仅在宪章授权的范围内,对特定的罪犯和特定的罪名进行裁判。问题解决路径之三:罪刑法定原则在当时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有原则的不适用。在既没有公约又没有习惯可循,而国际社会又认为确有将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