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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写创新探索 　　[关键词]李世安，访谈录，世界史研究，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K10 G6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05-07 　　 　　采访时间：2006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人民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金永丽，中央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本访谈录已经李世安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看收稿日期可知，这篇访谈录2006年基本定稿，之所以迟迟没有发表，是因为《历史教学》分版，“中学版”“高校版”各自重新摸索、定位，这个栏目被搁置了。一年多来，常有读者反映，希望恢复访谈，于是，我们决定按内容特点，分别安排在“中学版”和“高校版”。 　　李世安教授视野开阔，善于发现课题，娴于研究开拓，学术成果丰富，尤其能编写近十部高校历史教材，没有相当的驾驭能力，是无法胜任的。关于大学历史课程，李教授提出的问题颇具新意：“大学本科也应该有一个课程标准”。这样的建议可能“振聋发聩”，相信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问：您为什么要选择世界历史专业? 　　答：我选择历史专业，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喜欢的是文学，报考的是中文系，但结果却落在历史系。我是贵州省贵阳市人，1977年参加高考，是当年的高分，但未被录取。虽然当时“四人帮”的余毒还没有肃清，社会上还讲“成份”，但是比我考分低、成份比我差(有人的父亲还关在牢里)、年龄比我大的人，都考上了省外名牌大学，而我却连上一个本省普通大学都没有份，这是从何说起?于是进行上访。结果是：省招办李(某)主任答应我，第二年再考，如果仍然高分，一定录取我。于是，我在1978又考大学，报考的还是中文系。高考结果，我仍然是本省高分，但能否被录取，仍然是个问题。 　　在此关头，一个爱好救了我：我是一位成绩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在全国是前几名的水平，曾被抽调到省体工队，代表贵州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当时我正在集训队，备战省运动会。贵阳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贵州师大)负责招生的马副院长，负责学院的体育工作，而贵州的中长跑项目，是国家体委的重点发展项目。而中长跑在贵阳是传统的、非常受欢迎的项目。贵阳师范学院的中长跑又是传统的强项。于是，他问我愿不愿读历史系，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报考历史系。一般来说，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看有否文凭，没有文凭，一切都不行。我工作已近13年，非常清楚文凭的重要性。为了文凭，在“不管什么系，只要是大学的系就行”的想法指导下，我成为了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英语成绩好，就被分配到世界史近代史教研室，教世界近代史。从此开始了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这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从小喜欢文学，喜欢英文。我读书早，1965年从贵阳五中高中毕业。但当时讲阶级路线，我父亲是右派，因此没有考取大学。这样，1965年11月我就开始了教师工作，先后在贵阳市太平路小学、贵阳市云岩第二中学教书，教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音乐、体育等，然后被抽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做过教材改革的工作。1971年，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 　　读大学前的13年工作经历，特别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对社会的认识有巨大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籍。许多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史学专著、教材，以及其他许多杂家的著作，都是在这13年中读的。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就是在1972年读的。我甚至还学习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资料，写过关于“鬼方再考”等类文章。这些经历，加上从小受到的家庭文史方面的熏陶，对我日后的人生发展和史学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例如，1986年我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时，申请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奖学金”。申请的人很多，世界各国的都有。几经挑选后，张伯伦的女儿安娜与女婿劳合(Lloyd)亲自阅读申请人的论文和进行面试。劳合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非常欣赏我的论文。他说，在文中，我使用了manoeuvre(巧妙“周旋”)一词，而这个词，许多英国年轻人并不会使用。他的赏识，使我有幸成为全球至今为止首位、而且是唯一获得过张伯伦讲学金的非英国学生。今天看来，会用这个词是非常普通的事。但在1986年，普遍的水平都差，矮子中选高汉，我便显出了一定的优势。我获得了“张伯伦奖学金”，有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基础，这成为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问：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的创新，您有什么看法? 　　答：世界史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但是要创新，首先要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因此，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在研究中如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