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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适用范围若干思考 　　【摘 要】公证赋予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制度在适用中应取得效率价值与程序价值的平衡。公证债权文书制度应适用于双务合同，否则将极大地限制他的作用的发挥。担保合同的抗辩权超越了担保合同本身，其是否成立可能取决于主合同及其他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履行状况。因此担保合同不应经由公证赋予执行效力。 　　【关键词】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范围 　　 　　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争议问题。尽管《公证法》、《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对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条文简略，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仍不统一，严重损害了法制的严肃和统一性。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1.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可否适用于双务合同 　　对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有人认为应限于单务合同，双务合同因存在“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而不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清晰的要求，不应归入可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但在以等价有偿作为基本原则的民法和合同法领域，双务合同是合同的主要形式，而单务合同只是一种“例外”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中，也仅有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有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而借款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若依此观点，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不能以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笔者认为，如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单务合同，则其适用范围过小，将极大地限制这一制度对于迅速保护债权、稳定交易的经济效益价值作用的发挥。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规定了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条件，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理解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清楚确定，没有争议，应以实质要件来考察其条件。不能将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在形式上等同为单务合同，如此解释有缩小之嫌。且单务合同也可能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明确，双方存在重大争议。《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2条已规定，公证机关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包括借款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明确了借款、租赁等双务合同作为可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因此，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的范围仅限于单务合同既与现行立法相悖，又在理论上失之偏颇。 　　2.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可否适用于担保合同 　　担保是保证债权实现的重要手段，担保合同作为主债权合同的从合同，依附于主合同，不能离开主合同而独立存在。在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金融机构贷款合同中，担保作为保证贷款回收、保护金融机构资金安全的手段被广为使用。实践中，绝大多数的金融贷款都附有担保合同。但担保合同可否由公证赋予强制执行力？在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时，债权人（担保权人）可否直接申请法院对担保合同予以强制执行？ 　　对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做法。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关于执行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二条规定：“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范围：借款、贷款合同、抵押贷款合同、单项的财产租赁或借用合同；……”该文件将抵押贷款合同纳入了可由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查的一件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中，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处理。其简要案情如下：2004年３月，建设银行成都铁道支行分别与佳禾公司和海能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各一份。借款合同约定铁道支行贷款450万元给佳禾公司用于偿还其欠铁道支行债务，借款期限4个月。保证合同约定海能公司愿意为佳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月，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上述借款及保证合同分别出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各一份。铁道支行履行贷款义务后，佳禾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海能公司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同年10月，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证书一份，铁道支行据此向法院申请执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规定，公证机关能够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是“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包括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等。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铁道支行与海能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超出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范围，其出具的相关公证书及执行证书证明担保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据此不予执行。 　　笔者认为，对于担保合同的是否可由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应考虑其是否符合公正价值，即公证债权文书应：（1）债权债务关系清楚确定；（2）不得损害债务人的诉权和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