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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几点思考 　　摘 要：近年来，关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有很大的争议，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上确定了刑事和解的范围。刑事和解是一种以被害人与加害人为中心，区别于西方恢复性司法的中国自生自长的私立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符合被害人、加害人、专门机关三方的利益需求，因此，对这种应现实需求而生的制度应当给予更多的宽容。 　　关键词：公诉案件；刑事和解；被害人；加害人；专门机关 　　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是刑事诉讼中一种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的特殊法律制度。它被称为中国式的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关于刑事和解，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已有不少，本人仅就自己的思考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法律层面上解决了近年来各地适用刑事和解范围不同存在的争议。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可以看出，刑事和解集中用（1）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及到的罪行为侵犯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的，并且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过失犯罪并规定渎职犯罪不得进行和解。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累犯情况而进行和解。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来，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主要针对的是轻微刑事案件，由于这些轻微刑事案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相对较小，所以法律许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给予被害人相应的经济赔偿而获得从宽或者免除处罚的结果。 　　二、中国的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区别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 　　现在有些学者将刑事和解当成西方的恢复性司法予以解读，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虽然两者都是对传统的对抗性司法模式的补充。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特别明显：（1）恢复性司法和社会本位的价值观有重要关系，而中国的刑事和解重在节约资源、化解矛盾，与个人本位有很大关系；（2）恢复性司法强调社区的参与，而我国的刑事和解从而就没有社区参与的说法；（3）在恢复性司法中，经济赔偿只是恢复社会关系中一个不重要的环节或者说是手段，但在我国刑事和解中，经济赔偿是能否达成刑事和解的非常重要的一环；（4）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它是建立在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而刑事和解的源头则可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由上可知，西方的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新模式刑事和解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尽管如此，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依然存在相同之处，比如：打破了传统的对抗司法模式、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 　　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是一种三方利益皆得的模式 　　刑事和解涉及到被害人、加害人、专门机关。对被害人而言，针对这类可进行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就算检察院能成功起诉并最终由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但被告人所受到的刑罚处罚不过是轻微处罚而已，这样的话，既满足不了被害人单纯想通过公权力实现其复仇的心理，同时又由于被告人最终被定罪量刑，从而导致其履行金钱赔偿的动力大大减弱，使得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变得困难重重，最终导致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请求得不到满足。被害人无论是遭受到财产损失抑或受到身体伤害，无不例外需要一定的金钱对损害予以恢复，若针对这种轻微刑事案件加害人因最终被定罪量刑而使被害人请求的经济赔偿予以落空，对被害人而言确不是明智之举。若是对这类轻微刑事案件积极促成刑事和解的话，被害人能够在和解的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其复仇心理能够减弱，同时其经济赔偿愿望也能最大限度得到满足；对加害人而言，若其因为轻微罪行被成功起诉、被追究刑事责任，就算最终他只需要承担轻微的刑事处罚，但这都足以给他（她）的人生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会一生都背上“罪犯”的恶名，这样的话不利于其有效地回归社会。而如果通过刑事和解解决该案件的话，那该罪行给他（她）带去的负面影响会减弱甚至免除，让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有利于其有效地回归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专门机关而言，诉讼资源是一定的，若过多地将时间、人力、物力花费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必然导致对重大复杂案件的投入力度减弱。若将轻微的刑事案件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获得圆满解决，这样专门机关就能将更多的资源放在重大疑难案件上，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四、刑事和解促使被害人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身份 　　犯罪一直被认为是与私人侵权完全没有任何交叉的行为，因此，犯罪被当然地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然而，具体到个案来说，犯罪不仅破坏了社会正常关系，对社会有潜在的危害性，同时也直接侵害到了被害人的权益。在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中，与控方相比，由于辩方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无论是立法抑或理论界都重视保护加害人的利益。虽然法律上也将被害人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