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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4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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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多元共生问题探讨
对人类多元共生问题探讨
摘要:后现代理论视野下,曾经作为合法和整一性力量的元叙事丧失了合法地位,曾经无限乐观的人类理性被放置在一个慎重的空间中考虑,曾经被压制的“他者”――非理性、女性等由边缘靠近中心。多丽丝?莱辛的科幻小说系列和《第五个孩子》等作品中,作者利用虚幻想象和现实描写两种创作手法,着力凸显差异的地位从而解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实现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基于彼此差异的相互尊重。
关键词:他者; 自我; 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3-0126-03
一、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
“他性应该说是对于一种作为异于已建立的规范和社会群体的存在性质或状态的暂时命名。或者,从存在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讲,是一种非我的状态;人们也可以说他性指的是个人依据性别、种族和对于差异的相关感觉所做的自我与他人的区分。”[1]
由此可以看出,“他者”的树立是为了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差异”的存在则是划分“他者”与“自我”的依据。但自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由‘笛卡尔式主体’开启的二元逻辑往往将各种可能的差异简约为对立的两极,例如自我/他者、理性/感性,前者代表着统治的中心,后者则是从属的边缘。”[2]于是,原本中性的“差异”也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谁掌握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谁就拥有了划分“自我”和“他者”的权力,就能够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中处于“自我”的强势地位,“他者”则处于弱势、边缘化地位。具体到文化归属层面,掌握世界经济霸权的西方社会一直理所当然地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文化的中心,非西方的文化便处在边缘化的“他者”地位,从这种自我吹嘘的优越感产生出的“自我”话语,在其他文化沉默的状态下,霸道地将自己的文化规则强加给别人,并凭借刻板的印象不负责任的将“他者”固定在野蛮或原始的层面,按照自己的想象从新建构“他者”文化,从而塑造出一个个需要被驯化、拯救的文化话语。这种通过歪曲、否定“他者”凸显并维持“自我”的身份,再试图凭借意识形态的渗透将“他者”纳入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轨道上来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是为西方文化殖民提供合法性依据。
但在后现代理论视野下,曾经作为合法和整一性力量的元叙事丧失了合法地位,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到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曾经无限乐观的人类理性被放置在一个慎重的空间中考虑,由人类理性高扬延伸出的二元对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曾经被压制的“他者”――非理性、女性等由边缘靠近中心。为了避免对“他者”的关注导致“他者”向“自我”的转变从而形成潜在的二元对立,德里达遵循只呈现被二元对立“遮蔽”的“不在场”的策略来中断黑格尔无限循环的辩证法,从而凸显“差异”的地位。
二、 莱辛笔下的“种族身份”与“个人身份”
在全球化进程中,“种族身份”经历着侵蚀与排他的矛盾。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越感带来的话语霸权,必然造成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间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冲突。一方面,西方基于自身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的优越感,打着文明的旗号蛮横粗暴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试图将由自身理念发展来的规则推行为各国家、地区、民族共同遵守的唯一准则,通过经济注入,伴随政治指责和文化渗透,抹平差异的存在,披着文明的推进或者交流合作的合法外衣,将“他者”强行纳入到“自我”的运行轨道上来,以牺牲“他者”利益的方式,积累“自我”存在与发展的必需,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到自己发展的轨道上来,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和利益实现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有着独特民族特色和文化背景的各国家、地区、民族在西方话语强行进入的压迫下,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和文化认同的焦虑感,希望通过选择回归自身的文化资源,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合自己的规则,不断地抵触、反抗、挣脱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与改造。面对两种话语的尖锐对立,莱辛将视角转入人类的整体与个体的生存状况,完成了宏观人类生存整体层面到微观家庭单位层面的对规则现状的呈现→质疑→解构的完整过程。
人类生存整体层面。《南船座中老人星:档案》科幻五部曲是莱辛在经历写作手法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转向后,对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尝试。小说通过虚构的银河系各星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作者对地球局部和整体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思索,并以什卡斯塔星在其他各星球改造下走向灭亡的结局,象征性的解构了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1)局部层面。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天狼星、由聪颖睿智族人构成的老人星、由“低级太空海盗”组成的沙马特星和什卡斯塔星是银河系存在的四个星球。如果我们把银河系缩略为地球,那么这四个星球就是构成地球整体的局部。天狼星代表着地球上建立起经济(文化)托拉斯的工业化国家、老人星代表推崇种族优劣论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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