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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商业贿赂受贿罪查处中障碍和对策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贿罪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缺陷,造成了实践中部分贿赂案件的查处存在一定司法障碍,容易造成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打击不力。笔者试对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上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根据国外受贿罪立法例的启示,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现状,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思考,从而提出完善建议。 　　一、我国现行受贿罪存在的立法缺陷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犯罪的必要要件不妥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该条款对受贿罪的罪状作了详细描述,要求受贿罪中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然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为受贿罪必备要件,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有“肯定说”[1]、“部分肯定说”[2]和“否定说”[3]。笔者认为不应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其理由如下: 　　1、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亵渎职责,从而对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造成侵害,违背了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赖。因此,构成职务上的腐败行为,并不在于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以及谋取了什么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体现社会危害程度的一个因素,不能改变受贿的本质,即使不为他人谋取利益,也是对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因而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可谓与该罪的本质特征相矛盾。 　　2、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为人收受财物却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就不构成犯罪,只能按照违纪处理。对于事前没有贿赂的约定,由于行为人正当行使职务行为,在客观上对他人带来利益,为此受益人在事后向行为人给付财物表示感谢而行为人予以收受的所谓事后受贿行为,行为人主观上虽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同理按照刑法的规定也不构成犯罪。我们认为以上两种情形与事先“承诺”、“约定”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因此上述两种情形同样都亵渎了国家公务员的职责,侵犯了同样的客体,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却没有受到刑罚的处罚,这说明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要件的设置与立法的本意,以及打击受贿罪的要求不相适应,从而使部分受贿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使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受到刑法应有的否定性批判,没有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失去了刑法在调整对象和范围上的平衡性,最终造成打击不力。 　　(二)犯罪对象局限于“财物”不利打击犯罪 　　近年来受贿罪的对象范围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的对象仅仅是财物,但学界有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对象不应仅限于财物,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免除债务、酒席招待、免费旅游、提供劳务等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利益,其理由是实践中的贿赂犯罪已不再限于财物来往,财产性利益事实上已成为贿赂的一种新形式。还有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对象不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非财产性的权利和利益,如性交、出国留学、安排工作、提职提级等。[4]这些观点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腐朽生活方式、非物质性贿赂已成为新的作案方式悄然蔓延,这些行为腐蚀性极度强,社会危害性极大,仅靠道德规范已无法遏制其蔓延和扩展,必须尽快将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而现行立法将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使得大量的非财产类贿赂犯罪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三)刑种设置不合理 　　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该规定虽然为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规范性标准,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刑法第383条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该条款,目前我国对受贿罪的刑罚规定了死刑,这种规定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之类的观念,从而人为地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价值。[5]此外,对比其他国家的立法例,我国关于受贿罪的刑罚缺少了资格刑及罚金刑的设置,这对职务犯罪和贪利性犯罪来说无疑也是刑种设置上的一个遗憾。 　　二、比较与思考 　　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只是根据受贿罪的危害程度,将受贿分为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的受贿,并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如在日本,普通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这表明国际上受贿罪的立法趋势在于从根本上遏制受贿犯罪。其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