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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制约语言规范化因素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文中严肃指出：“社会上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语言运用又是怎样呢？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目前，社会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语言文字运用中的混乱现象相当严重，这种状况已经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1]当我们的脚步跨进21世纪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在有些方面反而更加严重。我们知道，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强盛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在建国初就提出了规范化的问题，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家语委，语文工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其结果总是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提高语言规范化的水平。笔者认为，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原因，本文就主要方面略陈管见。 　　 　　一、规范化与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制订的行动准则。建国以来，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对促进语言规范化起到了直接和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不够具体 　　综观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细则。比如推广普通话，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应达到什么程度，何时实现，若达不到将采取什么措施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以致于执行起来缺乏明确的目标。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变。比如国家语委公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都比较详细、具休，尤其是还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规定出台，如对题词的规定等等。 　　2、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理论上讲，语言政策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能科学的揭示语言及运用的规律。但事实上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有些规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我们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甚至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普通话读音的规范： 　　迹：1957年一审时，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确定为念去声，1962年三审时，又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改为阴平；1985年修订时又将阴平改为去声。 　　一个字的读音，居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变动了三次，这不是折腾人吗？这样频繁的变化，叫人家怎么规范？而且念阴平或去声并未影响意义，也就是说没有本质的差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以群众的方便出发，而是闭门造车，硬是给老百姓带来麻烦呢？再举一例： 　　谁：1957年一审时，主张“谁”只念“shui”；1962年三审时，主张在“shui”的基础上增加一个“shei”读音，但“shui”是首选读音，“shei”是又读音；1985年修订时又把“谁”的首先读音改为“shei”，“shui”音成为又读音。1994年公布《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又把shui”作为首选音，列在表中，“shei”作为又读音，列在二表中。 　　这有点像变戏法，特别严重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权威部门公布的标准中却出现了分歧，其后果是造成混乱。比如一个普通话测试员，考试时，要念“shui”，因为它是首选音，在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中就明确指出：“‘shei’是“谁”口语又音，已常被‘shui’代替。”[2]说得很清楚，“shei”是口语音，而且经常被“shui”代替，“shui”是“谁”的首选音。然而当你拿到普通话测试证书后，到实际教学中又要改为念“shei”。因为这才是普通话审音时被确定的首选音，《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是这样注音的。这种矛盾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二、规范化与使用音 　　 　　和规范化发生直接关系的是人，人既然是语言规范化的倡导者，又是语言规范化的使用者。从工作性质和在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考察，我们把使用者分为四个层面：领导层面；语言工作者层面；文艺工作者层面；一般群众层面。从影响规范化的因素来看，他们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规范意识淡薄 　　语言规范化，首先有个认识问题，这是前提。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语言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范就缺少动力，工作也就难以有成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因大众中普遍存在着规范化意识薄弱，认识不到位的现象。比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的事，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吃多吃少，睡多睡少却是自已的事，与别人无关；也有认为语言是发展的，永远处于规范化与不规范化交替之中，既然不可能做到规范化，那又何必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