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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PNTR背后社会联盟角色 　　摘要:随着全球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日益明显。社会联盟理论颠覆了原有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内政治有其深刻的国际根源,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国内利益集团的分化。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通过社会联盟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美国国内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愈发明显,从而导致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社会联盟;赫克歇尔-俄林模型;PNTR 　　中图分类号:D5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26―02 　　 　　一、社会联盟理论概览 　　社会联盟理论成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各集团福利的影响是“社会联盟理论”的分析起点。[1]由于贸易政策对于国内各集团收入分配效应不同,就形成了基于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学中分析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时,有两种不同的模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特殊要素模型)。因此,社会联盟理论基于这两种模型,就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即以阶级为基础的路径和以行业/部门为基础的路径。 　　虽然两种路径分析的基础不同,但是经过学者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两种分析路径汇合的可能。希斯考克斯(MichaelHiscox)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系统、全面的检验发现,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容易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因此适用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然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容易形成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应运用李嘉图-维纳模型分析更为恰当。 　　二、社会联盟理论视野下的PNTR 　　1.PNTR案例回顾 　　PNTR是“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Normal 　　TradeRelations)的简称,1998年由“最惠国待遇”更名而来。最惠国待遇规定缔约国双方在贸易、关税、航海、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将现实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同样给予对方。[2]1980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双方承诺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虽然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需要由美国总统提出,再经由国会审议,但八十年代美对华最惠国待遇均顺利通过。而到了九十年代,美国国内对于是否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逐渐升温,愈演愈烈。这其中,利益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用尽浑身解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游说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2000年,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PNTR)得以通过,这标志着中美两国进行正常经济贸易往来的基础得以最终确立。本文将运用社会联盟理论,对这项议案的通过加以分析。 　　2.美国国内社会联盟变化的国际根源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国际根源。那么,具体到本文探讨的PNTR案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蜂拥而现,争相影响国家对外决策呢? 　　首先,国际格局的变化使美国的重心转移。冷战时期,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当时美苏对峙是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均得以顺利通过的原因。[3]苏联的解体导致国际格局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使得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点不再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主的经济安全利益开始占据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而冷战后中美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需求的消失,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中美两国在经贸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恐怖主义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很多方面,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4]正是在这样的冲突与合作可能性并存的环境下,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发言权在不同领域都得到了加强和提升,这也就为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 　　其次,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内部利益分配造成巨大冲击。[5]冷战两极格局的瓦解,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应付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美国国内的公司逐渐向生产、经营跨国化转型。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原本由本国劳工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美国国内失业人数上升,社会中下阶层生活水准下降。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解放了人力,但也使财富汇聚到拥有高技术、高技能的少部分人手中,社会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具体到中美经贸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美经贸合作的加深,涉华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从而为不同利益集团介入对华决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虽然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但是随着两国交流领域的拓展和接触的增多,问题也随之产生,摩擦也在逐步增多。两国在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