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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教科书隐性价值载体分析 　　语文教科书是文化的载体和传递工具，同时又是文化的构成，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是民族心理、性格、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反映。语文教科书脱胎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必然带有深刻的母体胎印，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积淀。语文教科书所蕴涵的隐性价值必定可以从文化母体中寻找根源。由语言文字、人物形象、修辞表达所构建的语文教科书的表层结构，深层上看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表达，是民族心理和性格的积淀，民族行为和方式的传导。教科书所表现的思维倾向，价值观念都可以从民族文化中寻找根源。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字，作为象形文字，具有丰富的表意功能。一篇篇的选文具有丰富的涵义和内容，有明显表达和传导的价值和理念，也有隐蔽的不为人所察觉的隐性价值。语文教科书的隐性价值的载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教科书选文 　　 　　教科书的选文是根据语文学科的培养目标以及语文学科本身的学科特点，从浩瀚的文化典籍和其他的文字材料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教科书范文的文章。教科书的范文编选，从不同的编制理念出发会编选不同的文章，这种不同的文章就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除了编制的理念、价值观和指导思想这些较显性的价值之外，选文的编选也体现了不同的隐性的价值观念。如偏重于编选名家名人的作品与编选平民大众的，甚至学生群体自身的作品就体现了不同的隐性价值。 　　 　　二、教科书修辞 　　 　　费什在他的《顺其自然》一书曾对修辞作过这样的论述:“这个世界――尤其是与知识有关的部分――是由修辞构成的，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话语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们所见的样子。”①修辞与话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任何一种言说都成了修辞，修辞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话语机制，一种行动，一种意义获得的过程。修辞常常以一种隐秘的、不自觉的、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思想、观念、价值。当教科书的语言通过修辞置入一定的规则、结构或特殊的语境之中时，这就拥有了未被发现的，或生成了新的意义，实现了另有“所指”，同样，教科书用特定的修辞的手法，置于特殊的语境中就生成了某种意义和隐性价值。在这里教科书通过修辞很好的实现了意义的传达和价值的表达。教科书语言的修辞有比喻、类比、排比、拟人、隐喻、反讽等。不同的修辞手法有不同的表达作用，共同服务于教科书语言的表达和意义的生成。但不同的修辞手法在意义和价值的表达的同时也会透露出不同的思维倾向，也会给学生造成不同的影响，如教科书修辞中类比、排比等修辞手法，这类修辞尽管有其表达和感情渲染上的优势，但这是一种简单的、直白式的语言和意义的表达方法，这种修辞手法的背后实际上是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和隐匿。相反，反问和隐喻等修辞手法却给学生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空间，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生成。 　　 　　三、教科书中的人物形象 　　 　　语文教科书的人物形象是学生社会化和习得社会规范、道德、做人的道理的一个重要载体，众多丰富的人物形象给学生一种直接的感知和影响，但教科书在具体塑造人物形象时有不同的偏好，出现某类人物较多的论及，而某类人物形象却较少论及，某类人物刻画的比较生动形象，而某类人物却寥寥数笔，这其实是体现了教科书编写中对某类人物潜意识的重视和对某类人物无意的漠视或者忽视。 　　 　　四、教科书的导言 　　 　　导言是语文教科书中对课文和单元起着说明、介绍、解释、引导和提纲挈领的一类话语，它一般是放在课文和单元的前面，它有引导和导向的作用。导言一般是编者对课文做出特有立场的解读之后形成的，因此这种引导和导向性的语言背后是隐藏着特定的价值偏好和价值导向，对教师解读课文和学生阅读课文产生影响。同一篇入选的课文在不同的导言下就会产生不同的涵义和价值引导，从而在整体上影响整篇课文的价值传导。 　　 　　五、教科书的习题 　　 　　语文教科书的习题是教科书编者根据课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传导的价值理念，以及学生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而设计的，意在强化课文所要传导的价值观念和巩固学生的知识技能。这种习题的设计也是一种隐性价值的隐含，不同的教科书习题的提问方式，问题的开放程度和问题的关注方向体现了教科书的隐性价值。如教科书提问对象中的人称代词“你”和“我”二者就体现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和价值理念。“你”的人称称呼多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发问的，而“我”的人称称呼就设身处地的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带着尊敬学生的心态来提问的。自然二者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同，前者学生难以对课文所传导的价值和内容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契合，而后者则使得学生有种天然的接近与亲切。 　　 　　六、教科书的结构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对“结构”是这样定义的，所谓“结构”是指把观念组合成逻辑组织形式的方式②。那么，什么是“教科书结构”呢？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对“教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