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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学科发展回顾及启示 　　摘 要： 本文回顾了牛津大学数百年的学科发展史，剖析了其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背景及特征，勾勒出了其学科由单一人文学科向文理并重的发展轨迹，旨在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发展有其历史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我国正在努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学科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 牛津大学 学科发展 文理并重 启示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大学最本真的含义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实际上与其学科设置，即选择和传授哪些知识密切相关。无疑高水平的学科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前提，也是前沿水准的科学研究平台，更是培养优秀的精英人才的载体。牛津大学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科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凸显出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轨迹。 　　一、中世纪时期单一的古典课程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学科”有了存在的基础。英国学者斯科高科（M.R.Scogowko）在《大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13世纪，巴黎和牛津之间的交往如此密切，以至于巴黎教师社团活动的每一个新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被牛津如实模仿或再造。”[1]牛津大学初创时期的课程或学科是仿照法国巴黎大学设置的，有神学、法学、医学和文学。从13世纪到1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占据了其课程的中心内容。 　　但后来，牛津大学在课程内容上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甚至一些在巴黎大学所禁止教授的课程，如自然哲学及民法，在牛津大学可以不受约束地讲授和研究。与罗马教皇控制严格和宗教神学色彩浓厚的巴黎大学相比，应该说，牛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皇的直接控制，享受某种学术自由。此外，几乎完全被巴黎大学摈弃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仍被保留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之中。 　　导致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课程设置差异及形成截然不同学术风气的原因，除了各自的教学传统外，还包括地理位置给它们提供的不同的学术条件。在13世纪，巴黎大学继承了12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的传统，牛津大学则继承了12世纪英国学者研究数学与自然的传统。再加上牛津大学偏居一隅，非罗马教皇所能及，并能较早地接受阿拉伯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和理论，因而能够传授和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世俗知识。另外，牛津大学关注自然哲学的研究，与数学和天文学之间的联系较广泛，不同于巴黎大学着重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但是，到14世纪时，这种情况似乎又被颠倒过来，巴黎大学热衷于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而牛津大学则成了神学辩论的场所[2]。在牛津大学学习医科的大多数学生都完成了文科教育，尽管文科学位对攻读医科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必备条件。由于医学实习条件不完备，着重理论研究的牛津大学医科规模很小，处于艰难生存的境地[3]。 　　中世纪时期，与巴黎大学相比，牛津大学课程结构富有一定的弹性。以下是1408年至1431年牛津大学对攻读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所规定的必读书目： 　　唐纳塔斯的《论非拉丁语》、吉尔伯特的《六项原则》等。 　　新旧逻辑学著作。 　　“七艺”：（1）文法：普里西安的大文法与小文法（1学期）；（2）修辞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3学期）；（3）逻辑：亚里士多德的《论解释》，或波耳修斯的《论题目》，或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前篇》或《论题篇》（3学期）；（4）算术：波耳修斯（1学期）；（5）音乐：波耳修斯（1学期）；（6）几何：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氏几何学的开创者欧几里得（Euclid）的著作，或阿拉伯科学家阿尔哈森（2学期），或维特里奥的《透视法》；（7）天文学：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行星论》或《天文学》（2学期）。 　　三种哲学：（1）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或《论天国与人世》（2学期）；（2）道德哲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济学》或《政治学》（3学期）；（3）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2学期）[4]。 　　牛津大学的学科孕育于中世纪这个独特的时期，因而不可避免地被烙上这一时代的印迹。正如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所指出的：中世纪大学“课程的核心还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专业学科”[5]。 　　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总体具有以下特征： 　　（一）鲜明的古典色彩。 　　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其古典色彩。这种“古典色彩”或者“古典主义”发源于古代希腊，与古希腊对“七艺”的崇尚有密切关联。对中世纪初期的诸多大学而言，学科和课程凸显古典色彩极具普遍性。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几乎都围绕着古希腊的“七艺”而展开，在课程设置上未能脱离“七艺”的思路和框架。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在认识上极度推崇“七艺”，而且显示出“七艺”作为一种知识潜力在人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