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医学》学术思想分析-中医内科学专业论文.docxVIP

PAGE PAGE 10 引 言 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与中国中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走上了独立 发展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汉医虽被废除，但在古方派的带领下很快复兴，且由民 间自下而上形成了汉方热，并走向世界；建国后，我国由政府自上而下扶持中医， 现状却堪忧，民间废医存药的呼声不断，个中理由，值得深思。 秦汉时，中医学纳入了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思辨合理主义哲学，促使了医与 巫的分离，并产生了朴素的中医理论，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思辨合理主义的滥用， 尤其是程朱理学兴起后。金元四家及清代的叶天士等，俱有丰富的经验事实，以 售其术，不得不牵引此说，故引《内》、《难》之文多断章取义；正因其为医不为 理论所拘，故能有所创新，终成一家之言。至其末流，不得先事实后理论之要领， 则想当然而曰：桑叶多络脉，禀霜秋之气，故善清肺络；以鼓皮之败，故能治臌 胀；麻黄之处，不为雪覆，故能通阳；莲心倒悬，故能下济肾水；百合昼开夜合， 故能治失眠，种种谬论，不胜枚举，陷此泥潭，不能自拔。 建国后，我国中医界对中医屡加改良，力图恢复朴素的中医，非玄学的中医， 并提出辨证论治以与西医的辨病论治相抗衡。近十几年来，思辨合理主义重新泛 滥，辨证论治独处一尊，以致中医界很多人士空谈理论，泥于章句，论病则侃然 挥霍，处病则茫然无措。 古方派斥思辨合理主义为空说臆语，并朴素之中医理论亦弃之不用，由古方 出发，专究方证与药能之事实。其所为亦甚极端矣，然正因其极端，故所入亦深 焉。因此，笔者欲采其方证之论说，取其务实之精神，以期能为我国中医发展之 鉴。 正 文 一、 文献研究部分 1．《皇汉医学》出版前中外关于方证相对学说的研究概况 方证相对，首见于《伤寒论》，诸如“桂枝证”、“柴胡证”；历代名医续有阐发， 而对后世影响深且重者，则有孙，朱，柯，徐四大家。 唐朝初年孙思邈因[1]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至其晚年方得《伤寒论》全 本，以其“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且“此之三方（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凡疗 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疗伤 寒正对之方有三而变证繁杂，故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之法重新编辑《伤寒论》， 令“须有检讨，仓卒易知”，以应万变；所论虽较为粗糙，然开类方之先河，后世的 朱肱、柯韵伯、徐灵胎、以及日本古方派大师吉益东洞、汤本求真俱受其影响。 南宋朱肱将症与方同条，只是没有类方，但明确解释了方证相对的具体含义[2]： “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 可服之。”指出方证相对即是方药与症状的相应。 及至清初，柯韵伯著《伤寒来苏集》，认为[3] “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 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窃思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乃 综此义，以症名篇”，故始循仲景之例，方证相连（如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等），以 30 类统仲景百余方（如桂枝汤类方、麻黄汤类方），为系统类《伤寒》方的第一人， 亦是系统以方名证的第一人。 清朝中叶徐灵胎，承柯氏之余绪，著《伤寒论类方》，以 12 类统仲景 113 方，其 书之精密更甚于《来苏集》；关于重“方证同条”而不重“类经”之因，其有言曰[4]： 伤寒“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仲景“当时著书，亦不过随症立 方，本无一定之次序也”，故“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 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 ！关于类方之目的，在于综合参校，以明“病情、药 性”，即由此而知方、药所对应之主症 。 综上所述，所谓“方证同条”，就是将方散诸证下，打破原书前论后方的格局， 且把某方的所有条文汇集在一起；所谓“比类相附”，就是指将主药相同的方剂汇集 在一起，如此，则相类之方汇为一编，证散诸方下。方证同条的原因是变证繁多，难 以凭病辨治，亦难以依经辨治，不如方证相对来得简捷，方便；类方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的把握方、药的主证以及区分类证，以便具体运用时方与证能精确地相应，达到丝 丝入扣的程度，尽量减少误差。 与徐灵胎几乎同时，日本的古方派大师吉益东洞总结前贤经验，也完成了一部划 时代的巨著――《类聚方》，对日本的汉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皇汉医学》 的方剂排列顺序即大抵遵循此书。这部书与《伤寒论类方》有许多类似之处，如力倡 方证相对，曰：“夫医之处方也，随证以移，惟其于同也，万病一方，惟其于变也， 一毒万方”，故此书本不“别病颁方”也；将证汇于方下，曰：“仲景之书，方之与证， 其所载也，散在诸篇，如睹其证之全也，固非急索焉而所能得矣；今之于荟萃也，无 有孑遗矣”；以类聚方，曰：“诸方以类就位，又以类之变，犹八卦之旋为六十有四乎！ 其慎斯术也以往，其方之用，与药之能，可得而言矣”；伤寒学术发展至此，正如《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