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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刑事政策再思考 　　【摘要】坦白从宽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它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事。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也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关键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置疑;评价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产生及置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司法活动中长期贯彻和实施的一项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产生于革命政权发展到一定规模,内部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等敌对势力猖獗的时期。但形成比较系统的刑事政策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9月19日的中央二大第二次会议上,罗瑞卿同志在所作的《我国肃清反革命的主要情况与若干经验》的发言中也指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就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198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84]高检发[研]2号)中也指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在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仍要坚持按照犯罪分子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1]应该说,坦白从宽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对于巩固我国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无疑起了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我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本意是要对犯罪嫌疑人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即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给予从轻处罚,负隅顽抗的从重处罚。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对待刑事犯罪所提倡的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于是这一刑事政策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及其后所蕴含的法的理念和科学性受到学者们的置疑。 　　就刑事政策(criminal policy)而言,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教授克兰斯洛德与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玛蒂进一步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2]日本的大谷实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怒,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对策。[3]因此刑事政策的制定,对刑事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制定才能对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坦白的内涵简析 　　 　　从词义上讲,《现代汉语词典》对“坦白”解释为如实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从刑法理论上讲,坦白属于犯罪分子犯罪后的犯罪情节,是影响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坦白与刑法典中所规定的自首相对而言,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审判的行为。广义的坦白则包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自动投案或者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司法裁判的行为,自首是坦白的形式之一,是坦白的最高形式。“坦白从宽”中的坦白,是指广义的坦白。[4]正如前文所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即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给予从轻处罚,负隅顽抗的从重处罚。所以,对此刑事政策的内涵理解应该是如下方面: 　　第一,坦白的主体。对此主体很明确,既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对侦查机关而言,被告人是相对审判机关。但坦白又主要体现在侦查阶段,所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坦白更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获得证明犯罪的证据,也更能反映出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悔改意识。 　　第二,坦白的内容。其必定是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己的犯罪行为事实,包括犯罪行为发生的前后过程,最终结果,及其它有助于查找犯罪证据的信息。嫌疑人交待犯罪事实清楚与否,可由侦查所获证据印证,从而判断嫌疑人是否坦白。 　　第三,行为的性质。坦白要求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无论是主动到案,还是由侦查人员拘捕归案,只要如实供述即可。所以其行为要体现供述的主动性,具有应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法律”效力。 　　第四,坦白的时间。只要发生了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事实主动交待即为坦白。犯罪是坦白的前提,无犯罪就无所谓坦白。犯罪以后的坦白,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之后,也可以发生在犯罪未遂和既遂之后。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行为固然存在,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