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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人权保护若干思考 　　摘要：数量繁多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国际性法律文件及全球性与区域性的人权保护相互交汇，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即人权观念的普遍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正在得到极大的发展。然而，人权产生的历史背景、人与人的国别归属以及国与国之间发展的差异等内在性决定了人权及其保护的国内性。如果过于强调人权的国际性，而低调地论及人权的国内性，就极易抹杀人权应有的本质。 　　关键词：人权；国际保护；主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0-0135-04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学者亨金曾言：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国家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人类对人之为人之权利的觉醒，作为国内人权保障机制补充的国际人权保护也日益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就指出，经过多年的实践，在人权的国际保护领域已形成了四个被广泛承认与接受的原则，即在特定环境下，一国内的人权实践已不再必然地纯属国内管辖事项：一国尊重人权之义务不仅适用于外国人待遇，而且也将正常地适用于本国国民之待遇；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但许多人权义务已作为国际习惯在适用；人权义务已成为一切国家所负之义务。确实。随着国际法纵深方向的发展，人权国际保护也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国际法律文件发布的数量看，一国主权范围的空间也确有被进一步压缩的迹象。 　　作为联合国宪法性文件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和一些条款便载有与人权问题相关的内容，如《宪章》在序言部便开宗明义地声明：“欲使后世免于再遭受今代人类两度身历的惨不堪言的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该文件第1条第3款更是规定：作为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秉承这种思想，后期一些在国际层面上有重要影响的公约也相继诞生，如1948年的《人权公约》、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鉴于三个国际法律文件的重要性，它们被一起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是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文件∞。与此相应，国际社会也出台了专门性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件。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2年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64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81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从目前人权的国际保护制度来看，一些国家基于地缘、文化认可感等因素的考虑，也构建了本区域内的人权保护制度，如早在1950年欧洲理事会就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并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草案，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并设立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及欧洲人权法院两个执行机构；1948年5月，美洲国家组织在成立的同时，也通过了《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也推出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并确立其执行机构为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 　　秩序的构建必须先有法律文本之存在。事实上，以上所列的人权国际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还只是这个法律体系中的“冰山一角”，因而单从数量庞大的规则来看，人权这一概念确实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表述，人权的保护也确实被纳入了国际保障机构的范畴。而且，这种国际保障机制的辐射范围由以联合国为中心向世界各地扩散，从而形成了全球性合作与区域性协调相得益彰的局面。此外，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在学者的心目中，国际法为软法弱法。因而国际性法律文件所载述的权利与义务更多的是道义性与展望性的。从实证主义考证，此说不假，也与规范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如规范法学派理论便认为强制为法律概念中一个基本的不可分割的元素。法律是一种有关人的行为的强制性秩序。代表人物凯尔森更是精辟地指出：“法律规范的特点就是通过用一种强制性命令对逆向性行为进行制裁的方式来规定某种行为。”就事论事地说，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演进中，规则的这一内在要求也并没有被人为地忽视。为了使人权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国际社会也设立了形式多样的权利维护与矫正制度。据统计，截止1991年12月，仅联合国系统内的体验机构就已达42个，1993年12月联合国已设立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机制。这些保障机制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报告及审查制度、处理来自成员国的来文及和解制度、个人申诉制度及联合国“1503程序”。更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人权保护救济机制特别引人侧目。因此，从形式上看，人权国际保护制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可能源于被这样一种假象的蒙蔽，或是出于对代表西方法律文明的国际人权保护的自然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