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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摘要：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Metilz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29个省市2002―2008年OFDI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FDI和进口贸易，OFDI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技术结构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2-0063-11；中图分类号：F746.1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产品出口技术结构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4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然而，由于出口产品附加值与出口技术结构不同，中国实际出口得益远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另外，我国出口还面临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加剧和外需市场萎缩，以及国内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源价格上涨等要素成本约束的挑战，出口技术结构升级迫在眉睫，真正关系一国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不是它出口多少，而是它出口“什么”，即出口的质量和技术结构（Rodrik， 2006）。[1]国内外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关于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的文献，国际间出口技术结构的对比、出口技术结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已成为贸易领域的热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找到提升出口技术含量、转变贸易结构的可行途径。 　　关于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主流的有技术分类方法和指标方法，其中指标方法包括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相似性指数，此外，国内学者还用几种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占比来表示出口技术结构（刘钻石，2010、蔡冬青，2012）。[2][3]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修正进行，一种修正是使得PRODY指数能更好地反映出口技术含量，Hausmann、Hwang Rodrik（2007）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权重[4]，樊纲等（2006）以各国在该种产品出口上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权重[5]。Xu（2010）通过引入一个质量乘数，使产品质量在出口复杂度中得以体现。另一种修正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出口产品中的国内技术含量。[6]姚洋、张晔（2008）通过剥离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中进口所贡献的份额，首次测算了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7]丁小义（2013）构建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指数，通过引入完全进口额系数得到一国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发现扣除了出口中所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附加值后，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表明原测度方法下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被高估。[8]本文利用剔除加工贸易影响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占比两个指标来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全面测度各省出口技术结构的变化及趋势。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能促进一国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呢？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祝树金（2010）细分了要素禀赋特征，除了技术禀赋、国家规模、制度质量等基本因素外，还进一步考虑研发、FDI和进口贸易的作用，以及制度质量和资源禀赋的互补性，研究发现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研发等变量与出口技术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性。[9]郭亦玮（2013）、Yuan Fang等（2014）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提高区域金融竞争程度和改善信贷资源分配不仅有利于提升出口复杂度，而且有利于西部地区实现追赶。[10][11]陈晓华、刘慧（2011、2013）分别考察了要素价格与国际分散化生产对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发现国际分散化生产的影响表现出先负后正的 V 型特征，要素价格上涨在国家层面上对出口技术结构表现出显著的“倒逼”效应。[12]张如庆（2012）考察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发现这种作用要大于制造业FDI。[13]Maria Bas、Vanessa Strauss-Kahn（2014）研究发现进口通过直接成本渠道和间接技术溢出渠道影响出口固定成本，进而影响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14]Joseph A Li Puma（2013）综合考虑了产权、法律保护、官僚主义及政策资金支持等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15]蔡冬青、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