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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认同一种解读 　　摘 要：租界语境下，沈从文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之上对于苗族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他上海创作时期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从被动到自觉的认知转型。而这一过程的完成，也使他寻找到了一条以民族认同对抗西方文化的出路。 　　关键词：租界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认同 　　 　　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他的民族认同[1]因其民族身份与立场的暧昧与复杂而成为众多研究专家感兴趣的话题。解放前，沈从文始终标榜自己对苗族的认同；50年代初，沈在填写自己的民族一栏时，写上了汉族；而在80年代，沈又承认自己是苗族。学者刘洪涛认为，“在身份上，他基本上是苗族，而在心态和思想意识上，他把自己归为汉族。”[2]不难领会，换一种角度与认知方式，他的民族认同变得模糊不堪。汪曾祺在《晚翠文摘新编》一书里坦言“我们可以鲁莽一点，说沈从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似乎又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认识的“误区”，“民族主义者”意指苗族？汉族？中华民族？历史的复杂纠葛与他的坎坷仕途使得我们在探讨他的民族认同时变得寸步难行，首先是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中认为，民族认同先于民族而产生，但是它却是20世纪才被大肆引用的一个概念），即便成立了，我们如何对它作出界定？这些问题，当然本文回答不了。不过，本文选取他上海时期的创作并加以分析 ，这对于理清他的民族认同或许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一、租界语境下沈从文民族认同的由来 　　 　　1927年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造成大量的出版机构与刊物相继迁往上海。1928年1月2日，沈从文也从北京来到这里，开始谋求新的发展机遇。上海这座城市，不但汇聚了“五洋杂处”的各色肌肤，也云集了包括作家、政客、流氓、妓女、商人等在内的各路团体“精英”。掩映在灯红酒绿中的声色犬马让位于洋人与富商，成为他们享不尽荣华富贵的现代快活林；而对于徘徊在“朱门酒肉丑”边缘的穷人与华人，租界却成为了他们受尽苦楚与伤悲的失乐园。贫富悬殊与等级之别在不同民族人群的眼里纷呈毕露，而民族认同也因民族形式的现代变形而归趋于“统一”。在中国现代史上，30年代的租界语境使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形成了一种对立且充满民族屈辱感的“和平”之势。“在上海，仅仅知道在打仗，究竟不知道用不用氯气炮。”[3]对于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的了解程度尚且如此，那么对于谈论民族或者是民族认同当然就变得不可思议了。 　　“民族是一种充分地宣称有自己国家情感的共同体”，在国家危难时期，它会“诱发无私而尊贵的个体自我牺牲”[4]，左翼作家的创作便可作如是观。而国难当头的租界对于民族想象虽然失去了扎根于现实的语境，但在知识分子的心里却生发出了一种“平等的同志之爱”[5]，成为连接“国家情感的共同体”的心里纽带，从而促使他们愿意用“无私而尊贵的个体自我牺牲”来维护这种民族意识形态。身系四分之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便是其中代表。他从湘西到北京，由北京赴上海，有的是苗汉文化的对峙与冲突，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碰撞，尤其是在租界杂糅的城市空间里，他以“乡下人”自居的创作变得丰盈起来，而民族认同也因之变得模糊起来。 　　当“政治民族主义在其目标上踌躇时，文化民族主义就可能充当临时代理人，发展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资源”[6]，上海的租界语境使沈从文的这种选择成为了可能。沿着这一思路，民族认同“重要的也不是实情是什么，而是感受到的实情是什么”[7]，这一“信念一致”的心里纽带成为了我们走进沈从文民族认同的解码钥匙。他选取“感受得到的亲缘关系”作为连接民族文化渊源的“心理纽带”，以可感知的苗族认识与记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从而在坚定的民族认同立场里完成着他的理想。 　　 　　二、沈从文的立场：租界语境中的独特民族认同 　　 　　沈从文在《龙朱》的序言里说道：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噬，中看在道德下说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是出自他们的一族了。[8] 　　1929年11月7日复王际真的信中写道： 　　若要真正天下太平，除非把中国一切外国商人杀尽，则就穷得打不起仗了。他们不明白上海外商与中国战事的关系，总以为军阀会终必灭亡，一些呆到简直无以复加的书呆子！[9] 　　沈从文在1929年6月2日致父亲的信中写道：“书一卖出，即非己有，虽在北平方面，识与不识，皆有为之捧场叫好，然则在男视之，则反以为无聊。”所以他在选择了上海。而在上海，却是“身体不好只想回北平，可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去自由。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的境遇。上海，“住下来不好，离开了也觉得不好”[10]。沈从文对于上海租界，难言又无言，既爱且恨的痛苦生成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民族认同体验。